这是向春玲在云南听说过最多的一个村医的故事,而每听一次,向春玲的双眼都会盈满泪水。
她叫过团,云南瑞丽姐勒乡姐勒村卫生室治疗艾滋病人的傣族女村医。每天的工作琐碎而繁杂:频繁地随访病人,免费发放抗病毒药品,免费咨询与检测。没有卫生部门的编制,每月仅拿着200元补贴,还需靠自己的村卫生诊所治些其他病症补贴家用。
姐勒村位于云南最西部,与‘金三角’直接相连,瑞丽河水浅时,村民们挽起裤腿跑过去就可以买到便宜毒品。在这里,艾滋病就像感冒一样,毒品泛滥导致艾滋病交叉感染严重。
村寨里,谁家的房屋最破,这家准有人在吸毒;谁家的房前屋后杂草丛生,这家准是因毒品或艾滋病而家破人亡。全村5000余人,12个寨子零零散散分布在广阔的边境线上,村民90%以上是傣族。村里的吸毒人群占60%以上,艾滋病感染者近120人,有人说姐勒村是中国防艾形势最严峻的地方。
1989年,在姐勒村一个叫芒良的村寨发现了我国第一批HIV感染者。以后的10多年,艾滋病人事件被捂了起来,最终失去了最好的防治期。
给全村的艾滋病人发放免费的抗病毒药品、做随访,成了过团每天的主要工作。
2001年,德宏州组织艾滋病蔓延区的村医进行相关培训,过团作为防艾村医被重点培养。2002年,姐勒村成了中英艾滋病关怀项目的首个试点村,项目组让过团负责整个村项目的开展。
过医生是傣族村医,能与傣族村民无障碍交流,所以比其他医生更容易完成抗艾任务,但她依然困难重重。艾滋病人因免疫力下降易引发其他病症,可有些人穷得连最廉价的治疗费都付不起,最后只得由过团垫付。她丈夫为了她干这个既危险又累、没钱还不讨好的工作频频吵架。过团淌着泪对丈夫说:“这乡里乡亲的年轻人,上有老下有小,就这么等死,我这个医生,看不下去!”
2003年底,丈夫最终与她离了婚。顶着经济和感情的双重压力,过医生坚持了下来:“我的生活已与村里的艾滋病联系在一起了。病人们离不开我,我也舍不得他们。”
2001年刚开始做防艾工作时,村民们见过团成天念叨“艾滋病”,以为她染了病,很长一段时间无人愿意进她的村卫生所,令其陷入经济困境。
更受打击的是自尊。以前乡亲们哪个家里有喜事或来了贵客都会请过团吃饭。可她发现自己突然成了不受欢迎的人。在一个乡亲贺喜的场合,有个老乡对她说:“你天天跟艾滋病人打交道,别也有这个病吧,别跟我们在一个桌上吃饭了。”从此爱热闹的她很少参与这些场合了。
过团最自豪的是,2003年9月10日,在她的协助下,姐勒村新平寨成功诞生了德宏州首例母婴阻断的婴儿。好消息在2005年3月确定,因为母婴阻断婴儿要18个月后才能确诊有无感染。这个成功病例对德宏州乃至云南省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它意味着艾滋妈妈也可以生出健康娃。
“我不过是个农民医生,对艾滋病人的照顾是份内事。虽然经历了很多艰辛,但我从不后悔。”过团说,每当自己看到病人渐渐好起来,心里就像吃了蜜一样;“有个卖菜的艾滋病人在接受帮助后病情好转了,每次他卖菜经过我家时,都会送上一条鱼或几个鸡蛋,那份心意真的让我感动。”
“许多禁毒民警在缉毒工作中差旅费无法报销,生病、吃饭都成问题,许多侦察员都能拿出一厚摞无法报销的票据来。”
“经费不足是云南禁毒一大瓶颈。”向春玲直言不讳。云南之行,对向春玲的内心触动很大,她发现禁毒戒毒工作中存在着许多问题,而这些问题的根源还在于经费的极度匮乏,向春玲呼吁整个社会来关注云南的禁毒事业,关注我国的禁毒事业。
“他们在透支生命。”向春玲最大的担心是云南的禁毒之路还能走多远。
在德宏,向春玲听到这样一个真实的故事。
为了侦破一起毒品大案,警方在获悉确切的情报得知毒贩要以60万人民币成交价交货,为了人赃俱获,侦察员便冒充下家与毒贩取得联系,伪装与毒贩交易,可是毒贩要求一手交钱一手交货。他们各方筹集资金,好不容易才凑了20多万元,但离毒贩要求的数字相差甚远,没办法毒贩最终没有露面,因为经费的原因,案件泡汤了。 在云南调研时向春玲发现,由于地方财政收入有限,许多禁毒民警在缉毒工作中差旅费无法报销,许多侦察员都能拿出一厚摞无法报销的票据来。
2005年3月,广东省公安厅长亲自带领广东省禁毒考察团到云南参观考察。在中缅边境直面德宏触目惊心的毒情,考察团成员震憾了!云南4060公里的边境线,竟毫无天然屏障!遥望着周边的崇山峻岭,目睹着眼前中缅两国村寨相连、山水相依的情景,他们深切地感到,在这样的地方,即使拉铁丝网、修长城都没有用!这些来自我国沿海经济发达地区的警官,终于被长期为堵截毒品内流,在生存条件和禁毒装备都十分艰难的条件下,20年如一日顽强奋战,不畏流血牺牲的云南警察和百姓深深地感动了!他们握着同行的手说:“你们真不容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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