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华网北京５月９日电（记者魏武）９日在北京举行的以“发展公益事业，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为主题的“博爱论坛”上，如何通过公益途径，帮助贫困的中国农民摆脱医疗重负，再次成为人们热议的话题。　

中国红十字会常务副会长江亦曼认为，随着社会利益主体和价值观念的日趋多元化，中国的社会管理应该更加重视和发挥公益组织的作用。而作为政府在人道领域的工作助手，包括中国红十字会在内的公益组织能够在许多方面大有作为。

她表示，中国农村的医疗救助工作可以作为拓展农村红十字会工作的切入点。

山东省即墨市２００２年对六个镇进行的一项调查表明，农民户均年可支配收入为５３４２元，８５％的家庭最大医疗费用承受能力为５０００元。高达８０％的大病自费程度，使得有些农民全家生活面临窘境。

在贫困状况更为剧烈的其他农村地区，疾病给带给人们的挑战更为严峻。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社会问题研究中心主任于建嵘教授说，目前中国农村还有６４３２万贫困人口，其中２３６５万处于没有解决温饱的绝对贫困状态。这部分人口８５％分布在生产条件恶劣的中西部，年收入不足６８３元。

自２００３年开始，为了应对中国农村广泛存在的医疗困境，中国政府开始推行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寻求通过个人缴费、集体扶持和政府资助相结合的筹资机制，为农民提供一定的医疗帮助。在这一机制下，农民以户为单位，每人每年缴纳１０元，中央和地方财政各补１０元，成立合作医疗基金，按比例为农民报销医药费。

“实际上，这一制度并未完全覆盖中国特困农民家庭。并且，对身患重病的农民来说，即使在享受了这一制度带来的补助后，他们的家庭仍然摆脱不了贫困。”中央党校社会学教授向春玲说。

在即墨市，当地红十字会与政府推行的医院门诊减免制度和农村大病医疗救助制度相配合，着手承担农村大病医疗救助的日常工作并接受社会捐赠。“这一做法在给大病农民带来了更多实惠的同时，也形成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向特困大病农民的成功延伸。”向春玲说。

据了解，在过去３年中，即墨市红十字会向社会募捐大病医疗救助基金３９２０万元，有效地弥补了政府投入的不足。

向春玲分析说，作为社会团体组织的红十字会加入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的建设，建立了社会资源流入医疗救助基金的渠道，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农村医疗救助资金的不足。

她认为，包括红十字会在内的公益组织的人道主义救助，“为贫困农民带来了心理上的安慰，也为他们带来了恢复健康和生存下去的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