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没有英雄的民族是一个可悲的民族,而一个拥有英雄而不知道爱戴他拥护他的民族则更为可悲
本期热点话题
主持人:刘立志
特邀嘉宾:向春玲(中央党校科社部社会学教授)
张绍军(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教授)
主持人:大约从《一个馒头引发的血案》开始,“恶搞”引起社会的广泛关注和争议。此后,从网络到手机,从流行歌曲到商业广告,进而登堂入室,拿政治和历史作笑料,“恶搞”之风愈演愈烈。网上流行的“恶搞”短片《闪闪的红星之潘冬子参赛记》,把潘冬子的小英雄形象改成整日做明星梦、希望挣大钱的“富家子弟”,且夹杂着不健康的对白。《铁道游击队之青歌赛总动员》中受人敬仰的游击队员被编排为满口脏话的青年歌手。该怎样看待这种现象呢?
张绍军:“恶搞”,顾名思义,即恶作剧式地搞笑、调侃。社会竞争激烈,生活节奏变快,身心负担加重,一定限度内的幽默、搞笑,本利于人们释缓压力、调节心情。这可能也正是“恶搞”在网络世界风靡的原因之一。不过,既然是“恶搞”,而不是“正搞”、“善搞”,就应当有一个度。作为一种广为关注的文化现象和社会问题,“恶稿”历史是我们不能容忍的。
“恶搞”何以成了“时尚”
主持人:从社会学的角度看,“恶搞”之风盛行的原因何在?
向春玲 中国发展门户网图
向春玲:对于现在社会上出现的“恶搞”现象,我认为,要从我国社会发展的阶段性特征和社会群体心态两个角度来分析。
中国自上个世纪80年代以来,加速了现代化的进程。一般来讲,社会现代化有几个基本特征,即工业化、城市化、市场化、世俗化等。现在,世俗化特征正在凸显。世俗化是西方国家早期现代化的特征之一,是一种旧的神圣信仰崩塌的过程。具体说,在西方,就是基督教神学信仰的崩塌。中国与西方有所不同,历史上中国没有宗教统治社会的传统,但有精神信仰高于一切、政治统一意志绝对神圣和封建的伦理道德一统天下的年代。因而中国的世俗化不是从神的世界向人世的转化,而是通过对传统的伦理道德和神圣权威的反叛和颠覆,充分地肯定现世生活、肯定物质利益、肯定普通大众和社会个体成员在社会生活中的地位和作用,中国社会世俗化的时代已经到来。
从群体心理看,改革开放前,社会生活长期受强烈的政治气氛笼罩,人们的日常生活、世俗生活的欲望遭到压抑。1978年以来的思想解放运动,使中国进入了由传统走向现代化的社会转型时期。“恶搞”对传统和神圣的反叛,正是我国现代化进程中世俗化倾向的一种极端表现形式,也是我国社会转型加快时期社会心态的一种反映。
张绍军:没有疑问,年青一代是网络家族的主力,他们是“恶搞”的始作俑者,也是最有力的支持者。他们之所以喜欢“恶搞”,其间起作用的有年轻人喜新好奇、反叛传统的心理,有“下里巴人”追求刺激、寻乐逗趣的需要,但不容忽视的是,文化信仰迷失、精神无所寄托或许是更为根本的原因。
已有不少人注意到,实际上,连一些年轻网迷朋友自己也不讳言,他们没有什么大的理想追求。经济的稳定发展,生活的相对富足,为上世纪80年代以后出生者提供了物质保障。令人遗憾的是,人们在追求科技进步、经济发展的同时,却严重忽视了年青一代的精神需求,忽略了历史教育和道德教育。空虚的心灵需要充实,饥饿的思想需要填补,于是乎,快餐取代了盛宴,感性取代了理性,流行歌曲、偶像剧、电视秀、因特网占据了他们的生活,一些人成为铁杆的网迷、“粉丝”。在一系列“恶搞”事件中,他们对经典的曲解,对历史的调侃,对英雄人物的无所谓态度,对感官乐趣和情绪宣泄的片面追求,恰是心无所主、道德迷失所致。
主持人:有些“恶搞”者称,“恶搞”是文化商业化、历史娱乐化、政治世俗化的需要。这种看法对不对呢?
张绍军:应当承认,网络空间对于推动信息产业增长、增加政治透明度有所贡献,将“历史英雄”、“红色经典”纳入市场经济亦未尝不可。1997年,英雄题材影片《离开雷锋的日子》成为当年最受欢迎的影片之一。这从一个侧面说明,无论时代发生怎样的巨变,红色经典已深植于民众心中,只要尊重历史,市场化、艺术化并不会改变老百姓对他们的喜好。然而,如今,一些商家惟利是趋,却靠“恶搞”历史、“恶搞”经典来制造广告效应。著名画家董希文的名作《开国大典》被长沙一家饭店复制为门面广告,并配以广告词:“同志们,大饭锅成立了。”商家不无得意的“创新”,可能会赢得个别人不自然的一笑,失掉的却是中国人的尊严。这种“恶搞”,不仅体现了“恶搞”者对知识产权的不尊重,而且反映了他们历史常识匮乏、品位不高。这背后,正是人文教育的缺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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