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春玲实地考察云南缉毒前线 中国发展门户网图
向春玲,中共中央党校社会学教授,去年3月,她花了23天的时间,沿边境线考察了9个县市,走了云南与缅甸接壤的800多公里边境线,亲眼目睹了云南省各族人民在打响堵源截流、打击毒品犯罪和禁吸、戒毒这场禁毒人民战争方面取得的成绩。一年来,向春玲的脑海中总是浮现出边境线上一些市县村庄毒品肆虐对当地政治、经济所造成的毁灭性打击,以及当地党委、政府、人民举全民之力与毒魔浴血奋战的场景……最近,她正将考察结果写成一份内参,不日将呈送相关部门。2006年7月上旬,记者对她进行了专访。
“毒品真的离我们很近。”这是一直从事社会学、人类学研究的中共中央党校向春玲教授从云南回来得出的最直接的感受,而这种感受缘于她去年3月赴云南进行毒品与艾滋病的一次不同寻常的学术调研。当时有人告诉她:云南最为突出的是毒品的危害与艾滋病的社会问题及其所引发的一系列后遗症。由此,她在云南进行了为期20多天的调研工作。期间,向春玲为云南人民在为中国乃至世界禁毒事业所做出的巨大牺牲而几次洒下热泪…… “那里在打一场艰苦卓绝的禁毒人民战争。”向春玲说,“云南人民在用自己的实际行动,在向我国乃至世界做出着庄严承诺:云南不仅自已要禁绝毒品,而且要竭尽全力为我国内地堵住毒源,为国际社会的禁毒做出自己的最大贡献!”。
“云南禁毒犹如堵住洪水的长江大堤,一旦堤崩就会‘水漫金山’,危及整个中华民族”
“云南当地甚至整个国家,都正处在毒品的威胁之下。”向春玲说。 据资料介绍,云南省,毗邻“金三角”毒源地,与缅甸、老挝、越南三国接壤,边境线长达4000多公里。特殊的地理位置和复杂的周边环境,使得该省长期以来过境毒品猖獗,种植、贩卖、吸食毒品的问题也很严重。因此,云南省长期处于中国乃至世界禁毒斗争的最前沿,禁毒工作的任务十分艰巨。金三角每年要生产毒品 吨,近些年来由于缅甸、泰国禁毒力度加大,金三角的毒品正源源不断地由云南边境向我国内地渗透。这“借道云南”的贩毒活动不仅导致我国毒品犯罪活动数量的增加,而且使国内吸毒人数也有所增加,毒品消费市场持续扩大。
数据显示,我国内地流通的毒品中,约70%来自“金三角”地区。 “边境没有边境线!”向春玲感到很吃惊,“这样的边境使堵截毒品变得十分困难。”两国之间没有天然屏障,也没有城墙和铁丝网人为地隔开,只有一块界碑。除了边境口岸有边防武警检查外,其它地方是土连着土、山连着山、水连着水、桥连着桥。在当地人的带领下,向春玲看到瑞丽一户农民,院子在中国,卧室、厨房都在缅甸,典型的一家两国、一国两制。她曾问过随行的当地官员,中缅边境通往云南的道路有多少条?他们说你看天上有多少星星,地上就有多少条通往云南的道路。 “云南的禁毒犹如抗洪的长江大堤,一旦堤崩就会‘水漫金山’,危及整个中华发族。”向春玲的担心并非不无道理。据介绍,云南通往边境的道路已形成的就有好几十条。接壤处大片的原始森林,给毒贩们提供了天然屏障作掩护,他们借着对地形的熟悉经常像蚂蚁搬家一样零包散运,给禁毒工作增加了相当大的难度,堵不胜堵,防不胜防,毒贩们藏着毒品,一脚就跨过边境线。 正因为如此,云南在堵源截流方面面临的压力之大可想而知。
“救救我们的民族!”
因为紧邻“金三角”,云南边境首当其冲遭遇“毒”害:一边是“金三角”繁荣的毒品经济,一边是在贫瘠黄土地上劳作的中国边民,毒品正源源不断地流入中国。云南省陇川县负责禁毒与防治艾滋病的官员向向春玲介绍,陇川县由于与缅甸接壤,有国境线50.899公里,这个有着1931平方公里国土面积、人口170149人的小县城,居住着景颇族、傣族、阿昌族、傈僳族、德昂族等跨境少数民族。陇川是全国景颇族、阿昌族聚居住人数最多的县。 这是当地政府给向春玲提供的一份权威资料,上面显示的数据让她感到震惊:资料显示,截止2004年10月,全县登记在册的吸毒人员11586名,在册的吸毒人员中因吸毒等原因死亡1336人,经考核未复吸(巩固3年以上)307人,外迁或下落不明148人,正在“两劳”915人,现有吸毒人员8880人。在68个村委会、3个居委会,693个村寨中,涉及吸毒的村寨599个,占全县村寨的86.4%,无毒村寨94个,仅占13.6%。吸毒人员中以青壮年为主,文盲半文盲居多,年龄在17岁至60岁的有8174人,占吸毒人员总数的92%。少数民族吸毒人员有6409人,占吸毒人员总数的72.2%。其中景颇族4110人、傣族1327人、阿昌族581人、德昂族77人、其他民族45人。陇川县是全省吸毒人员最多,所占人口比例最大的一个县,是全省乃至全国毒情最为严重的地区。
在陇川,平均不到20个人中就有一个吸毒者。 一些毒情严重地方基层党组织涣散的现象,令向春玲心急如焚。由于吸贩毒者大多为亡命之徒,考虑到后果,一些在任的村干部根本不敢管,个别村干部还存在参与吸、贩毒行为,还有的地方根本就选不出村干部。 更有甚者,有的毒贩还经常利用各种方式诱惑干部,以吸烟(掺毒)、将毒品放入酒水饮料中想方设法来把干部拉下水。
据介绍,吸毒者一但吸毒成瘾,就会放弃生产劳动、照顾家庭,放弃赡养子女、父母,导致田地荒芜、倾家荡产、妻离子散,甚至家破人亡。据陇川县妇联统计,截止2004年6月,全县已有304名妇女因丈夫吸毒或吸毒死亡远嫁外地,其中90%为景颇族妇女。 下坡村是陇川县名副其实的“吸毒村”,随行的年轻人的一句话让向春玲感到很震惊:“下坡村曾经连续8年没有办过喜事,村里人8年中没有喝过喜酒。”因为吸毒,下坡村没有女孩子愿意嫁进来,没有人结婚,没有人生孩子,吸毒的人又不断死亡,人口呈负增长的趋势很严重。甚至还出现过村民去世后找不到送葬人的现象,景颇族等少数民族为此发出了“救救我们的民族!”的呼声,现在这句话成为陇川县的禁毒宣传口号。 “禁毒应该是联动的工作,而不应该成为某个部门的事,它应该与劳动、教育、卫生、公、检、法等各级禁毒部门紧密地联系在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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