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钢：拿工薪阶层说事是个误区

　　百姓感受的税收很浅薄

　　南都周刊：《福布斯》新近出炉的2007“全球税负痛苦指数排行榜”中，中国排名全球第三。您怎么看待这一数据和排行的？

　　孙钢：我不知道这些排行的依据是什么，而且他们对中国的情况了解多少。以前

　　南都周刊：民众对税负的感受，所谓“税痛”必然包含很多来自生活层面的主观感受，您如何看待民众的这种心理？

　　孙钢：其实现在普通老百姓感受到的税收还是很浅薄的。很多人对自己负担的税并不是很清楚。我们中国的税绝大部分都来自企业，但负担实际上都是百姓的。比如买东西，东西的价格里都是含税的，你每天只要花钱就等于向国家负担了税款，但由于我们实行的是价内税，老百姓看不到税的存在。在国外买东西，任何物品价格下都有一个税。他们的销售税也好，消费税也好都是实行的价外税。因而外国人税收的感觉要比我们强得多。如果要痛苦，他们会感到更痛苦。

　　南都周刊：有的论者在税负相同的情况下，纳税人的痛苦感未必就相同；相反，在某些税收治理条件下，由于纳税人的人格没有获得较高的尊重，可能在税负不高的情况下，纳税人的痛苦感却特别强烈。

　　孙钢：如果老百姓比较理解这个税种，知道国家收了税是为百姓服务的话，像北欧一些国家，他们税收高福利也高，那么他们对此就会比较认同。我们一般认定一个国家的税负都是用宏观税负来衡量，就是一个国家的税收总额和GDP来比较。从这个角度看，中国的税负只有18%。在发展中国家中也处于一个偏低水平。

　　工薪这个概念是很宽泛的

　　南都周刊：目前有一些这样的认识，比如认为我国税负的不合理主要表现在：内资企业税负重，而外资企业税负轻；工薪阶层税负重，而富裕阶层税负轻；中小企业税负重，而大企业税负轻。在您看来，哪个阶层所承担的税负是最重的？

　　孙钢：对企业造成直接负担的是所得税。外资所得税会轻，内资所得税要重，这个别是客观现实，但我国也没有超过国际标准。现在喜欢拿工薪族说事这是个误区，工薪这个概念是很宽泛的，里面有月入几百元的，也有月入几万元的工薪族。这个差距很大，如果笼统地讲工薪族是很难说的。工薪族按月发放工资，这个在个人所得税里占的比例是很高的，国内外都是一样的。而且国外在其中的比例比中国还高得多。像美国在70%多，我国去年是在52%左右。

　　我们缺乏富人纳税排行榜

　　南都周刊：但富人经常通过各种办法逃税，造成高收入者纳税未必高，可能来自工薪阶层的不平衡感就来源于此。

　　孙钢：是的。但目前的税制是很难制约他的，比如演艺明星，他们的收入都是很高的。但他们签的协议都是税后的，交税的应该是投资方，明星是不用交税的。还有一种情况，就是富人把一些生活的开支通过企业来逃脱。这方面的问题是存在的，我们目前的税法在这方面没做明确的规定。所以目前所偷逃的都是企业所得税不是个人所得税。

　　其实高薪者纳的税比低薪者多得多。像北京房地产商任志强，一年交个人所得税两百多万，这些人人数不多，但税收交得多。今年总局有资料显示，今年按税率25%纳税的人增长了8%。但按30%纳税的增长了33%。所以不能说高薪收入者方面税收低缴了，问题出在其他方面。如通过企业走账、期权，企业家持的股票价值很高，但暂时都没有兑现。再如现在股市好，但我们对炒股赢利是不征税的。我们的税收体制还不完善，需要不断改善。像对工资外收入的统计，如现在地税的分区域管辖，北京的地税局就管不了从北京去上海上课的人。

　　南都周刊：税收作为调节财富分配的一种重要手段，在实现社会公正，缩小贫富两极分化方面，应该达到怎样的效果？

　　孙钢：我们现在在纳税宣传方面还不够，没有所谓的富人纳税排行榜，很多富人纳了税老百姓也不知道，而美国的总统纳了多少税是公开的。这方面应多做披露，在体制和制度等方面还需要完善。税收的调节作用也是有限的，他的主要职能还是组织收入，并不是有了收入就没有贫富差距了，它只是一个相对的制约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