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藏军到过甘孜一带，国民党刘文辉的二十四军也到过这里，但是旧社会兵匪一家，军队比土匪还厉害。”王贵说，旧社会里，到过康定、甘孜等地的军队，都是直接要求老百姓供给粮草，老百姓没办法，都得背来。

“我们的部队一到八美村，说话和气、买卖公平，请老百姓背一点柴来，背来后我们就问价钱。起初，村民们不肯说价钱，因为他们从来没见过当兵的买柴还付钱的。我们就给他们称重量，再三询问，一个胆子大的才说了一个价，我们称了三四百斤，真就把那白花花的大洋(根据当时中央领导财经工作的陈云的意见，进军西藏用大洋，不用人民币)交到他们手里了，他们不敢接啊，哆哆嗦嗦的，又惊又喜。”

此外，进藏部队损坏藏民东西也要赔偿。“我们侦察科的骡子踢坏了老百姓一个瓦罐子，还给他赔钱。”

进军途中，难免在藏民家中借宿，为了报答藏民，部队当时开展了一项“满缸运动”。“借住老百姓的房子，我们帮他们挑水，保证老百姓的水缸是满的。”王贵挑的水有多少，他自己都不知道了。

而在进军途中，部队所到之处，免费为藏民治病，解决了不少人的苦痛。

这些好事很快就在藏区传开来了。甘孜一个藏族老人说，从来没有见过这么好的部队。“过去的藏军、刘文辉的二十四军我都见过，都是抢老百姓、吃老百姓、拿老百姓的，只有解放军是给老百姓、帮老百姓的。”解放军因此被认为是“菩萨心肠的兵”。“菩萨兵”的称号从此在青藏高原上广为流传。

进军西藏的胜利是藏族人民用牦牛给驼出来的

解放军在藏区秋毫无犯，赢得了老百姓的鼎力支持。进藏途中，老百姓出动牦牛帮助运输，其中感人的故事数不胜数。

“老百姓牵着牦牛和我们一块儿运输，几千几万头牦牛和我们一块儿爬雪山、一块儿趟冰河，他们送来酥油茶给我们喝，我们有饭也给他们吃，亲如一家。”王贵和他的战友们都说，没有藏族老百姓用牦牛给解放军运输，进军西藏要取得胜利是不可想象的。

“淮海战役的胜利是山东人民用小车推出来的，进军西藏的胜利是藏族人民用牦牛给驼出来的。”王贵对此非常肯定。

当解放军的俘虏还挺不错的

一九五0年十月，“以打促和”的昌都战役胜利，王贵所在先头部队俘虏三千多藏军。

“他们开始很害怕呀，但是没想到我们对他们那么好。”王贵说，藏军过去抓到俘虏，剁手、剁脚、挖眼睛，随便怎么样处理。但是，解放军却给他们治病。

“我们的伤病员后治，他们的伤病员当场就给包扎，除了武器弹药上缴外，他们的私人财物都还发还。”进藏部队当时给藏军俘虏们宣传昌都一役的目的，“你们的藏政府不跟中央谈判，还杀害了去昌都劝和的格达活佛，所以必须打这一仗才能撬开和谈的大门。”

讲明目的后，这些俘虏尽数被释放。王贵参与了很多次释放俘虏的行动。“释放后还给发路费，遣返回去，每个人给两个大洋，有家眷的给三个大洋。”

放回去的俘虏一路上替解放军说好话，他们说，“没想到当解放军的俘虏还挺不错的”。

达赖集团有什么资格谈人权？

今年是西藏民主改革五十周年，见证过西藏和平解放和民主改革的王贵对此有深刻的理解。

“民主改革使西藏的农奴分到了土地，得到了生产资料，经济上有了生存权，有了可靠的保障，政治上当家作主。”王贵说，农奴过去哪有当官的啊，都是贵族、喇嘛等专政，现在有了自己的乡长、县长，有了自己的地区专员，有了自己的自治区领导。

“所以说，民主改革是西藏人权的彻底大变革，也是对世界人权事业的重大贡献。”

对于达赖集团动辄以人权为旗号相攻击，王贵表示了强烈的愤怒：“达赖集团有什么资格谈人权？”他向记者讲述了民主改革前，亲眼所见的一幕。

“一九五二年春天，我们部队在江孜格布西庄园借住时，目睹了悲惨的一幕。那天是藏历大年初一，大贵族格布西把庄园附近的农奴户召集到院子里坐好。凡是他认为支差干活比较好的，垫子坐得高一点，桌子上摆上酥油茶；稍差一点的垫子低一些，桌子上摆上清茶；他认为有反抗意识的、支差交租差的最后一个，就让他坐在地上，面前放个大瓦罐，里面装满脏水。管家说：今天是大年初一，请大家喝茶，所有人都要喝干。坐在前边的人自然很快都喝完了，坐在最后面是一个四五十岁的农奴，他喝了几口后喝不下去了。几个狗腿子上来把他按住，捏住鼻子硬往嘴里灌脏水。灌得那个农奴肚子鼓鼓的，直翻白眼。”王贵忿恨地说，“经过这样折腾的农奴，轻者大病一场，重者回去后没多日就一命呜呼，这样惨死的农奴多得很呐！农奴哪有什么人权？”

民主改革后，王贵在西藏见到了另一番场景。当时他在西藏澎波地区参加民主改革工作，一个农奴在分到了自己的耕地以后，竟然高兴的在田里打起滚来，流着眼泪抽泣着说，“真没想到我还能有自己的地，我再也不当牛马了，真正成为人了，毛主席是大救星！”王贵说，这一幕，他一生都无法忘记。

为了表达对西藏民主改革五十周年的庆祝，王贵特意赋诗一首，以作纪念：

千年差役赋租枷，

吸血群魔任宰刮。

霹雳一声笼铐碎，

农奴喜尝自由花。(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