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降低税率及储蓄率。过去几年,我国税收增长都在30%的水平,远远超过实际经济增长率和通胀率。学者蒙代尔(Robert Mundell)不久前建议美国政府把企业所得税由35%降低至15%,认为这是“对症下药”的一个重点。此外,德国等也已出台了减税方案。
透过财政及税收措施,提高国民的可支配收入及消费,可提供扩大、创造及优化“内需”的基本条件。如大幅减低个人所得税,包括向中等收入阶层减税,将有利于扩大内需及刺激个人的积极性,有利于吸引高素质人才。相反,高税率则会打击内需和投资,并流失税源。
目前中国的储蓄率有“三高”现象:(一)政府的储蓄率高,中央已果断地出台一个4万亿元人民币的刺激经济方案,相信还有上调的空间。(二)国民的储蓄虽然居高不下,但占国民收入比例其实有下降趋势。由于银行的储蓄息率偏低,将不能为国民带来财富效应,因此,消费者仍然不会有足够的信心增加消费。这是“扩大内需”的一大障碍。(三)企业储蓄占国民收入比重持续攀升,企业可支配收入占GDP由1992年的11.1%,上升至2007年的22.9%。能把企业庞大的储蓄转化成有效益的投资,将有助于“扩大内需”。
在国库收入方面,应当解决三个问题:(一)理顺资源产权不清的问题,合理地征收资源税。(二)让国民合理分享到垄断性行业的过高利润。(三)许多国家的国债占GDP的比例在100%以上,这是一个危险的水平。我国在这方面包括去年新增的国债,占GDP的比例仍在20%上下,还有很大的空间可以利用。
全球金融海啸带来了“危”,也带来了“机”,我国的改革开放已走过了30年,现在要抓住百年罕见的机遇,积极推动改革开放的“第二浪”,利用天时地利人和的条件,我国可在下一个30年内实现全面现代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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