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为恐怖的是,毒品注射常常与艾滋病相生相伴。
1989年,德宏州首次在静脉吸毒人群中监测发现了146例艾滋病病毒感染者,截至2004年底,全州累计监测血清17万余人(主要针对高危人群),报告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和病人8124例。“全州已经进入了高度流行期。”一份官方资料披露。
据悉,已经去世的艾滋病人给德宏州留下了500多名艾滋孤儿。
当地吸毒问题的复杂,远远超出了向春玲的想像。她没想到,一些吸毒人员之所以染上毒瘾,是由于当地缺医少药。
一位50多岁的吸毒老太太告诉向春玲,她吸毒是因为患了妇科病。这位老太太所在的村子里,25%的中老年妇女吸毒。这个村子所在的乡,共有2万多人口,却只有一名卫生员。
教育供给不足也是吸毒人员增加的原因之一。在陇川县,每年只能招收300多名高中生,但全县初中毕业生每年却达3000多名。另一个县的教育局长告诉向春玲,该县有18所初中,却只有两所完全中学,升学率仅为20%~30%。一份资料显示:“大量升不了学的初中生们,无就业门路,沦为社会闲散人员,这也成为近几年来新增吸毒人员的主要对象。”
“吸毒问题远比贫困问题更严重。”向春玲说,“它跟民族问题、艾滋病问题、医疗卫生问题、教育问题等相互交织。”
有时禁毒人员要戴着手套从毒贩的肛门中往外抠“毒蛋”
在向春玲的访谈对象中,有一位60多岁的老太太,1949年前曾是当地望族的千金小姐。吸毒前家境殷实,吸毒后家徒四壁。村里人说,为了有钱买毒品,她一直在偷偷地零星贩毒。
曾经家境殷实,吸毒后家徒四壁 向春玲摄图
在当地,像这位老太太这种“以贩养吸”的吸毒者占相当比例。事实上,这位老太太只是庞大的毒品渗透网络中微小的一环。
她所贩卖的毒品,有一种可能,是境外的毒枭雇佣毒贩“人背马驮”,从深山密林中翻越边境,层层分销到她手中的。
向春玲在边境上看到两类极端的村子,一类是“吸毒村”,一类便是“背毒村”。1949年之前,这里边境的村寨便有着好几代人“背毒”的历史。直到现在,依旧有不少当地村民以“背毒”谋生。
向春玲见过因“背毒”而“致富”的村子。村里到处可见卫星锅和贴着瓷砖的二层小楼。这样的村子,她只是悄悄进村看一看,可不敢找人访谈。
有媒体报道,云南临沧市有个叫班老村的村子,最猖獗时,几乎家家背毒贩毒。据不完全统计,截至2004年底,班老村村民因用背篓为毒枭运送毒品,109人被捕,33人被判死刑。
向春玲走了一趟临沧市。这个位于云南西南部的地区,与缅甸接壤的边境线长达200多公里。据公安部门掌握的数字,目前全国有十分之一的毒品来自云南临沧市。
从缅北地区通往临沧,有两条公路要道。除去密林里的“背毒”方式,毒贩们经由交通要道运毒也是花样百出:
有藏在高跟鞋里的,有藏在女性胸罩里的,也有藏在家具里、汽车顶部夹层、长途车厕所、汽车水箱里等等,还有毒贩将原始森林里砍下的原木挖洞或镂空,将毒品藏在其中。
而较多的是人体带毒。有些女毒贩将毒品藏在阴道中。有些毒贩则用避孕套装毒品,然后吞咽下肚。多的能吞下一两斤这种“毒蛋”,过境后到了目的地再吃泻药拉出来。
在一个检查站,缉毒人员告诉向春玲,有时这些人体藏毒毒贩子几天拉不出来,他们只好戴着手套从这些毒贩的肛门中往外抠“毒蛋”。
毒贩们还发明了狗体藏毒、液体藏毒等新花样,加大了查缉难度。
这里的缉毒人员凭自身的缉毒经验、训练有素的警犬以及一种X光人体检查机来对付这些贩毒手段。这种仪器能发现人体中藏有的“毒蛋”,“一扫一个准”。不过,当地缉毒人员告诉向春玲,现在毒枭们也正在改进技术,防警犬,防检查机。
让缉毒人员备感头痛的是,毒枭们大量雇佣怀孕妇女带毒。根据我国的法律,这些挺着大肚子或正在哺乳的女人可以免除相应处罚,“即使抓住了也关不了,只能眼巴巴地把她们放了。”向春玲说。甚至有一些女人,为了贩毒而怀孕。
当地官员告诉向春玲,毒品是世界上商品利润率仅次于军火的暴利生意。
暴利刺激了大批“冒险家”。不仅许多当地人以此为业,从中谋取暴利,据云南省政府一份报告,来自外省和外国的毒贩也正越来越多地聚集到云南边境。
公安局长杨余,据说他的人头被境外毒枭标价200万元人民币。
许多毒贩都配有枪支。向春玲听说,一些毒枭按照多少公斤毒品配发多少枪支的标准来武装毒贩。
“我们生活在和平年代,但那里却有枪声,有流血。”向春玲说。
听当地人说,如果听到枪声,他们不会惊奇,知道肯定是发生了遭遇战。
临沧市缉毒英雄吴光林便牺牲在这样的遭遇战中。2004年8月30日夜里,他和两名战友在丛林中埋伏了两个多小时,等待情报中过境毒贩的出现。当两个黑影沿着山道走过来时,因怕误伤群众,吴光林便迎面上前大喊:“站住!我们是公安局的,请接受检查!”话音未落,黑影对准吴光林“砰”的一枪。
据说追捕了7天,行凶的毒贩才落网。
向春玲在当地公安局调研时,有时遇到一些干警,几天没有洗澡,眼睛布满红丝。她问:“你们干什么去了?”对方回答:“昨晚通宵堵卡去了。”他们接到情报去堵截毒贩,刚刚从丛林伏击回来。
向春玲访谈缉毒人员时,有个规矩,访问侦察员不得询问其姓名。她知道,他们其实是“卧底”,是幕后的禁毒英雄。“卧底”告诉她,他们扮演各种角色,什么老板啦,经理啦,需要非常沉着,不能有一点心虚。在与毒贩“接洽”时,电话里声调稍有变化,都有可能引起毒贩的疑心。
有几位侦察员,向春玲在警局看到他们穿着警服,过几天,在别处碰见他们,就见他们正吊儿郎当地扮得像个混混,还朝她笑一笑。
向春玲去了设在缅甸境内的一个情报站。那是一个商铺,卧底人员正戴着斗笠在那做生意。陪同向春玲的干警就用暗语跟他们聊了几句。
“就像电影《小兵张嘎》里的西瓜摊老板一样。”向春玲说。
然而这样的工作,有着常人难以想像的凶险。从1982年以来,云南全省牺牲的缉毒干警有40多人,200多人负伤。
向春玲发现,因为压力大,这里的禁毒干警大多抽烟抽得很凶。
一位乡里的派出所所长说,他们都有不同程度的心理疾病。不管是抓毒贩,还是抓吸毒人员,都有被袭击的危险,他们总是焦虑和提心吊胆。抓捕之前,他们处于等待、焦虑之中;抓捕失败,会感到沮丧;抓捕成功,又会处于极度的兴奋。
“下辈子一定不干这一行了。现在要能换行,马上就换,”这位所长私下对向春玲说,“不过只要在岗位上一天,就一定要抓毒贩,把吸毒人员抓到戒毒所去。”
德宏州公安局局长杨余,据说他的人头被境外毒枭标价200万元人民币。他的妻儿也分别被标价。一直有人劝他争取调到昆明去,但他对向春玲说:“我不能走,我走了,我手下禁毒的兄弟们怎么办?我要撤了,就是逃兵。”
想像中,这位有着20多年缉毒经历的英雄应该是个“高大,浓眉大眼,爱发脾气,走起路来大步流星”的人,但向春玲见到的杨余,个子不足1.7米,“脸黑黑的,憨憨的样子”。
这个汉子不怕独身一人出门。“我不怕,我的命比他们(指毒贩)硬,我能克住他们。”他说。
缉毒英雄没对向春玲说什么豪言壮语。吴光林所在禁毒大队的指导员,个子也不高,细眉细眼,性情温和,他对缉毒工作“有瘾”。“我对那些吸毒、贩毒的人有第六感觉。这是一种缘。”在单独访谈中,他对向春玲这样说。有人劝他换工作,他反问:“我不干这个干什么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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