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前宏观经济政策转向压力，还只能停留在货币政策转向问题上，也就是实现真正“适度”

日前，国家统计局公布的2009年国民经济数据显示，我国经济“V型”回升态势确立，GDP同比增长8.7%，取得这样的成绩实属不易。但从月度和环比数据上看，喜悦的背后暗藏三方面隐忧：

其一，2009年四季度经济增速达到10.7%，比三季度继续提高了1.6个百分点，尽管有上年基数较低的因素，但这一增长率意味着经济运行有向过热区间运行的风险。

其二，物价实现全面转正，通胀预期明显上升。2009年12月份CPI同比增长1.9%，与11月相比同比上升1.3个百分点；PPI结束连续11个月负增长，同比上涨1.7%。此外，资产价格尤其是房价出现了明显上涨，资产型通胀风险凸显，这也是全球其他主要经济体未有的现象。

其三，在大规模投资计划实施过程中，部分行业出现新的过剩产能，给经济结构调整带来更大的困难。而且在产能过剩大背景下，实业投资的吸引力在减弱，目前实业投资主要是在基础设施领域，而且主要由政府来主导，民营资本有从实体部门向虚拟部门析出迹象。

追踪上述经济运行中隐患的根源，除了经济运行过程中长期固有的体制性因素外，为应对金融危机而采取的超强的、以政府为主导的经济刺激方案也是一种十分重要的因素。这种经济刺激方案在推动经济迅速复苏的同时也掩盖了中国经济面临的一些重大挑战，一定程度上加重了原有矛盾。

例如，刺激方案的资金多数用于基础设施项目和重大项目，而这些项目难以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和私营部门相比，刺激方案严重倾向于基础设施与国有行业，加重了原有的不平衡；刺激方案需要各级政府巨大资金的投入，由于经济衰退引起的税收不足，使得地方政府面临的融资负担加重，更大程度地依靠土地出让来创收，助推房价飞涨。

基于此，这种建立在强大的刺激性开支和充裕的流动性基础上的经济复苏令人担心，经济结构和通胀压力将会随着刺激性政策的继续实施而与日俱增。因此，强力型刺激政策总有一天将要转向或退出，回归到正常化上来。

笔者早在2009年11月份就提出，宏观经济政策是否转向将主要取决于未来国内经济增长态势、通胀预期及通胀变化情况，以及全球主要经济体的经济情况和宽松政策退出时机等几大因素，并初步预测敏感点在2010年二季度。后来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确定2010年保持宏观政策的连续性和稳定性，同时也提出要把握好政策实施的力度、节奏、重点，并管理好通胀预期。

首先要看到，国内物价上涨压力日渐增强，通胀预期有所加大。

受2009年11月以来的季节性冰冻气候以及北方雪灾冲击，肉类、蔬菜等食品价格强劲上涨。而近期烟酒、饮料、乳制品等非食品价格的普遍上调对CPI构成一定上涨压力；全球基础原材料和能源价格受经济持续复苏影响持续上涨，“输入型”通胀压力持续加重。

其次，发达经济体CPI急剧回升，全球通胀魅影隐现。2009年4季度以来，通胀已在澳大利亚、中东等资源经济体迎面扑来，并席卷了印度、越南和印尼等新兴经济体；而英国12月份CPI达到2.9%，远高于英国央行2%的中期通胀目标水平；美国12月CPI达到0.9%，高于11月的0.5%，也是2009年2月以来最高。

基于管理通胀预期的考虑，我国自从2009年3季度起就开始以谨慎和渐进的办法对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进行了微调，以求得促进经济增长和控制通货膨胀之间的微妙平衡。至今已以“量、价”并重的方式通过公开市场操作，增加正回购，连续14周实现资金净回笼，累积回笼资金近万亿元。

特别是今年以来，有关货币紧缩的信号越来越频繁：央行两次调高了三月期、一年期央票利率，终结了此前5个月内央票利率波动维持静止的局面；1月18日起上调存款类金融机构人民币存款准备金率0.5个百分点。另外，为配合国务院提出的遏制房价过快上涨任务，各大商业银行基本上提高了二套房首付比例和取消了房贷利率优惠政策。

从管理好通胀预期方面考虑，调控流动性当然是首选。但从整个宏观经济来看，鉴于回升过程中还存在不稳定因素，以及投资项目的延续性和消费增长对于政府政策的依赖，一定的流动性是必需的。因此，笔者认为，目前要讨论宏观经济政策转向问题，也只能停留在货币政策转向问题，应该“先货币再财政”。也就是说，当前的财政政策仍然要“积极”、只有这样才能保持对经济整体的扩张效应。□(刘满平 国家发改委价格监测中心高级经济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