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李家洼矿难发生到国务院调查组成立，事故一瞒就是80多天。

曾长期在蔚县政府部门工作的张正（化名）告诉记者，“这次瞒报不成功是偶然，成功瞒报才是常态，而且主导瞒报的往往不是矿主而是当地政府。”

“矿主想瞒，地方官员更想瞒。”张正认为，“这关系到他们的官位，而且有些官员可能还在其中占有股份。”

当地一位知情人认为，由于舍得花钱，蔚县方面对“7·14”矿难的瞒报工作做得已相当到位，若不是矿主李成奎得罪了一个原投资伙伴，而这个知情人又“死缠烂打”地一级级举报，矿难很有可能就被瞒下来了。

2010年1月20日，蔚县县委宣传部新闻科一名工作人员在谈及矿难瞒报时不愿多发表看法，只是一味感叹，“这次是我们倒霉。”

据记者调查，此次来蔚县索要封口费的记者，大多数不是第一次来，很多是蔚县县委宣传部的熟面孔，“哪一个媒体的记者来过这里拿钱，下次肯定还是这个人，他们很少会再带别人来。”张正说。

一位了解此事的媒体人对中国青年报记者说，这次到蔚县领封口费的记者和经常到山西“吃矿难饭”的记者是同一拨人。

这位知情者甚至注意到，这些后来被公安机关侦查讯问的记者，大都是山西籍，大都曾在山西工作生活过，然后打着北京媒体的旗号到矿上索要封口费。在《网络报》山西籍记者关键被张家口警方带走后，他的记者朋友还曾专门到张家口声援关键。

据中国青年报记者调查，经常来蔚县索取封口费的记者在煤矿集中的地方都放有眼线，事故一发生，眼线就会将信息通报给和自己熟悉的记者，而当记者拿到封口费后，也会拿出一部分给眼线作酬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