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2”汶川特大地震来临的那一刻，一支小工程队正在映秀的一个工地上施工。瞬间，8个工人目睹了房屋倒塌，以及另外3个工友被砸死的场面。还有一个值班经理被埋在废墟中。这些幸存者用手刨出经理，背着他走了3天，终于来到救助站。
但故事远没有结束。
有3名工人开始做噩梦，地震的场面像电影一样闪回。他们总觉得床在摇晃，开始“害怕睡觉”。和他们的反应截然相反，另外5个人异常兴奋。他们炫耀自己如何幸运地躲过灾难，如何明智地走了3天，还颇为得意地表示，“经理还是我们救的。”
半个月后，他们躺进了船舱一样的高场磁共振机器。这种设备能够清晰地显示出人脑的图像。通过这些黑白影像，医生发现负责情绪和记忆系统的脑功能活动增强，但整个系统的协调性减弱。
“这就像大脑广场上，原本平行行走、步调一致的队伍，突然，有的士兵跑起来，有的慢下来，整个队伍不再协调。”戴着黑方框眼镜的吕粟博士向记者比画着。
他所在的四川大学华西医院放射科，从地震发生后的第13天起，使用磁共振成像技术，对44名身体无损伤的幸存者进行研究，发现他们在短期内均出现了异常的区域脑功能变化。“这是我们首次发现人们在应对地震这样的巨大灾难时，脑内负责情绪和记忆的功能系统在25天内就发生了客观的功能改变。”吕粟宣称。
这篇题为《高场磁共振显示中国八级地震幸存者脑功能改变》的论文，发表在9月8日出版的《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刊》(简称PNAS)上。这本刊物和《自然》、《科学》一样，是世界上最著名的基础科学领域的学术杂志之一。
记住，第13天
“第13天，记住！第13天！”几乎每一个受访的脑专家都提到了这个数字。
“某种意义上说，第13天的意义甚至超过了科研本身的结论。”复旦大学脑科学研究院的一位教授称。
英国伦敦国王学院安德烈亚·梅凯利博士参与了论文的修改。他告诉中国记者，这一区域的大脑功能变化，过去出现在长期确诊的精神病人中。但这种变化在如此短时间内发生还是首次被发现。不仅如此，在地震发生10多天后就马上进行这种临床研究也是第一次，过去的类似研究多在灾难发生数年甚至数十年后才进行，例如美国越战和“9·11”恐怖袭击事件。
他可能不知道，这13天，来自中国的团队经历了怎样的情感煎熬。
“我们不可能把一个刚从地震废墟里爬出来，身上还沾着泥巴的幸存者，摁在冰冷的机器上接受脑成像，即使此刻他的大脑科研价值极高。”论文的第一作者吕粟说。
地震发生后的一个星期，医院上下都忙着赈灾救人，无暇顾及“奢侈的科研问题”。直到一周后抢救系统完全运转起来，大家才开始考虑应该为这场灾难留下些什么。“每个人心里都在想，却没有一个人说出来。”
放射科主任龚启勇教授第一个开口，他也是这个项目研究的负责人。他说大脑影像研究是人类前沿的基础性学科，搞科研也是为抗灾作贡献，“即使现在我们不做这项工作，以后还会有人做，百年不遇的机会不能错过。”
这个9人团队中，有7个人都生于上世纪80年代前后，平均年龄不到35岁。这些年轻人更是充满了科研热情，他们开始四处寻找“志愿者”。
不过，并不是每个人都适合成为测试对象。一些自称受到地震刺激的成都人就被拒绝，项目组只选择映秀、汶川、北川、绵竹等几个受灾极重的区域。另一些捂着“血脑袋”的受伤者同样没有过关。为了减少干扰实验结果的因素，那些身体无损伤者更为合适。
最终，项目组把目光瞄准了送亲人来医院的家属。他们都有地震亲身经历，有的看到了房屋倒塌、有的亲人受伤或遇难。在震后13天到25天的时间内，他们找到了44个具有代表性的幸存者。按照惯例，在证明人脑发生区域性功能改变的调查实验中，30个样本就是有效的。
偶尔，他们不得不放弃最好的“样本”。一位母亲日夜守护在需要截肢的女儿身边，她做什么事都没心情，心慌胸闷睡不着，有时候还会发脾气，起初她答应了项目组的请求，但当孩子病情恶化时，她怎么也不肯挪开一步，最后只好放弃。
“在道德伦理面前，科研总是第二位的。”吕粟说。
穿了防弹衣，你不会被射死，但你的大脑中了弹
相比之下，整个实验过程显得相当“平淡”。
为了不干扰结果，项目组对测试者不做任何心理干预。他们惟一得到的“安慰”是：机器对人没有任何辐射和损伤，就像“照相一样简单”，请闭目养神，安静地躺在机器里。
当这些20岁至60岁的幸存者从机器里出来时，接着还会被问到类似“有没有睡着”、“想到了什么”、“有地震的画面吗”等问题。
受访的结果五花八门，有人说自己什么也没想，大脑一片空白；还有人表示思念自己的孩子；有人在计划下午干什么；还有人琢磨中午吃什么……出乎意料的是，大多数人的片段记忆里并没有“地震画面”。
但这场突如其来的灾难，依然在脑袋里留下了“痕迹”。
吕粟和同事拿着这44个人的影像与32个没经过地震的正常人的影像进行比较。这位长相酷似明星陈小春的博士用诗一样的语言形容这些不同：海马的爪和头、小拇指大小的杏仁核、被称为“控制冲动的刹车”的额叶、小蝌蚪形状的一些组织区域——这些负责情绪和记忆的脑功能增强，但系统的连接性减弱。
通常来说，情绪是最基本的大脑反应，它是由边缘系统产生。海马主要负责储存记忆。杏仁核是产生恐惧的地方。额叶指使我们告诉自己：“不要干！后果严重！”
这些区域彼此之间有像鹿角一样复杂的神经网路联结。它们的功能并不是僵化和固定的，有的时候某部分会越俎代庖，接替另一部分的工作，有时因为环境或基因的因素完全失去功能。
“这就好比一个电脑网络，不同的脑结构是单个电脑，它们之间的连接是网线。现在虽然单个电脑的运行速度增加，而整个网络的协调性却减弱，相关系统已出现功能变化。”龚启勇说。
事实上，世上运算速度最快的电脑也不及一堆豆腐团状的人脑。人脑内约有1000亿个神经细胞，每个神经细胞与体内的1000-10000个其他的神经细胞交换着信息，每秒钟通过大脑的信号多达上百万个。
由于这种复杂性，系统的协调性如何减弱，机器并不能显示出来。吕粟用“黄土高坡”来形容大脑皮层下凹的脑沟和凸出的脑回，在这个“海拔”只有2.5-3毫米的“黄土高坡”上，长满了千亿个神经细胞。
这种异常与创伤后应急障碍(PTSD)等精神障碍的脑病理改变有许多相似之处。医学家们据此推测，这44个毫发无损貌似“无病”的幸存者，大脑可能会“发病”成为PTSD患者。
事实上，人类每一次灾难，都会出现脑损伤患者。对此，科学界最为流行的说法是，你穿了防弹衣，你不会被射死，但你的大脑中了弹。“5·12”地震后，华西医院在20万人中发放1.5万份问卷，发现8%的人患上了PTSD。
显然，跟踪这44个人能找到最好的解释。
但几个月后，项目组回访这44个人，发现很多人换了电话或住址、有的外出打工，即使联系上了，他们说自己仍然心慌睡不着，总觉得“有哪儿不对劲”，但坚持认为那是“心情问题”，而不是“大脑有病”。
最后回到机器上只有6个人。
吕粟说，尽管从数量上看，6个人并不能构成有效样本，但依然提供了宝贵的科研资料。由于研究报告尚未公布，他拒绝过多透露进一步的研究情况。
机器会说谎吗？
相比人类，来自重庆一所大学实验室的5只小老鼠反应更早。地震发生时，这些带着电极帽的老鼠，意外出现了大脑瞬间持续、强烈放电的现象。
“滋滋地放电响，就像发电报，声音很大，而且持续了24个小时，这样的情形以前从没发生过。”一位科研工作者说。由于研究成果尚未公布，他不愿透露更多的细节。但这5只老鼠的反应，从另一侧面验证了龚启勇团队研究的合理性：重大灾难能在很短的时间内改变大脑的区域功能。
但并不是所有人都认同这种说法。一位国内知名的脑外科医生就“泼了一盆子冷水”。他认为从临床角度讲，影像只是他们诊断精神类病人的一部分，更多的是根据病人的临床表现。
在这位挑剔的外科医生眼里，“不会说谎”的机器拍出来的影像只是表面现象。“这就像我们前面走着一个人，这个人说话的声音很细，我们就能判断这个人一定是女的？”他反问记者。
这位“用手术刀发言”的脑外科专家甚至直言，仅从影像上一些异样变化，就得出某些功能性的结论，是肤浅草率的。
但吕粟和队友们坚信“机器不会说谎”，而且会变得“越来越聪明”。共振成像是继电子计算机X射线断层扫描技术(CT)之后医学影像诊断技术的又一重大进展，它的基本原理来自1946年美国学者发现的核磁共振这一物理现象。如今，科学家可以通过这项技术，准确地知道大脑的什么区域掌管人的什么情绪或功能。
在华西医院心理卫生中心况伟宏教授看来，这种技术一旦应用于临床，将是心理干预上的一大突破。通常，判断人有没有精神障碍，主要研究方法是问卷调查。况教授认为，这种方式主观性太强，有可能存在隐瞒、撒谎、回避等影响诊断结果的情况；而依赖磁共振，直接根据大脑功能的改变来诊断病情则完全客观。
“这就意味着心理疾病不仅可以从心理上来治疗，也可以从生理上来治疗了！”他感叹道。
换句话说，将来你是否患有抑郁症，就不由医生或者病人自己来判断了，给大脑照张相就知道了。你是不是运动天才，答案或许也就在一张灰灰的脑影像里。
但这目前只是猜想。在吕粟眼里，椰子大小、平均重量1300克左右的人脑有太多未知的神秘世界。“恐怕我这一辈子也走不出人脑这个地球了。”他说着，眼镜后的眼睛笑成了一条缝。 (从玉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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