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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现有农村基层计划生育服务机构多数是在上世纪80年代靠地方财力和征收社会抚养费逐步建设的，条件简陋，装备缺乏。据调查，目前，中西部尚有37个县、近14%的乡没有计划生育服务设施；另有698个县级服务站已鉴定为危房，有1003个县级服务站尚未达到国家规定的建设标准。因此，改善农村计划生育服务条件、提升服务水平和能力，迫在眉睫。

 
 
 
 

 中国启动人口战略转型

中国人口问题属人口压迫生产力即人口和劳动力过剩性质。因此从根本上说，中国人口发展战略就是要改变这种过剩状况，促进人口与经济、社会以及资源、环境的可持续发展。重点是大力控制人口的数量和提高人口的素质、调整人口的结构。

    中国人口将出现小高峰　十一五末总量控制在13.6亿内

　　综合分析我国经济社会和人口发展趋势，到“十一五”期末，全国人口总量（不含香港、澳门特别行政区和台湾省）要控制在１３．６亿人以内。为此，必须坚持计划生育基本国策和稳定现行生育政策不动摇。

中国人口计生的网络重点难点在农村

　　农村人口占我国总人口的大多数，农民工的合法权益难以得到有效保护；青壮年劳动力的大量流失，使我国农村老龄化程度超过城市，2000万留守儿童的成长环境也同样令人堪忧。 

  以人口计生网络为重要平台加快构建农村公共服务体系

    报告指出，在农村公共服务体系建设进程中，人口计生网络可以发挥更加积极的作用；以人口计生网络为重要平台，加快构建农村公共服务体系有很强的现实性和迫切性。

专家谏言：建立农村人口发展服务中心

   在计生服务站的基础上成立“农村人口发展服务中心”。这个中心承担计生服务站的基本职能，包括稳定低生育水平、普及婚育知识、提供产前产后服务等；同时逐步拓展功能。本着“成熟一个，整合一个”的原则把乡镇政府及“七站八所”中具有公共服务性质的事务逐步纳入到农村人口发展服务中心，包括农村义务教育、公共医疗、公共卫生、社会保障、公共安全等。同时，把这些机构中盈利性质的事务推向市场。

从目前我国人口计生网络面临的挑战来看，一些处于其控制范围内，可以通过自身努力加以解决。人口计生网络应该在自己的可控范围内，加快推进人口政策转型，并积极创造条件，推进农村公共服务体系建设，保障农民基本公共服务供给。

历史形成的贫困，制约农村人口与计划生育工作水平的提高。反过来，人口基数大、人口增长较快、贫困人口比重大，又制约经济又快又好地发展。打破这种恶性循环的关键，在于把人口与计划生育工作同发展经济、扶贫开发结合起来，大力实施“少生快富”工程，逐步培育“少生快富”的典型，带动群众自觉“少生、优生、优育”。

目前乡镇大都缺乏专业性医院，难以有效防治性病等传染疾病。可以充分利用我国人口计生网络的优势，拓展相关职能。例如，强制婚检的取消，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婴儿死亡率和缺陷率的反弹。从人口计生网络现有的条件看，完全可以在“优生优育”的范畴内采取相关措施，弥补强制性婚检取消后产生的空白，保障母婴健康。这些方面也可以逐步纳入人口计生网络的职能范围内，保证农村公共健康。
    从调研情况看，四省（区）农村人口计生网络总体上比较健全，在基层均形成了“县（市）有人口计生委、服务站，乡镇有计生办、计生服务站，村有计生专干、组有计生信息员”的人口和计划生育管理服务网络。
       中国农村人口计生网络在农村各工作系统中最为健全，“进村入户”是其形象的写照。各地都已形成了完整的、遍及农村的计划生育管理和服务网络。当前在农村各种系统中，农村人口计生网络最为健全，其组织结构、人才队伍、信息搜集等方面都有很大的优势。
       目前，中国各地基层政府在人口计生网络的队伍建设上不遗余力，形成了一支初具规模、比较稳定的人才队伍。主要表现为：规模较大、素质较高、队伍相对稳定，乡镇、村级计划生育联络员的报酬全部纳入财政预算。
       最新调查显示，我国人口计生措施更加趋于人性化，更加注重人文关怀。除此之外，农村人口计生工作的服务色彩也在不断增强。例如，有些计生服务站设置了“悄悄话”室，在保证个人隐私的前提下为育龄夫妇提供生殖健康教育、婚育和心理咨询等，体现了浓厚的人文关怀情结。
      从调研情况看，相对其他的农村工作系统，农村人口计生网络的硬件条件比较好，重要设备基本齐全。当前在农村各种系统中，农村人口计生网络最为健全，其组织结构、人才队伍、信息搜集等方面都有很大的优势。
       四省区（西北三省区（甘、宁、青）和海南）均实施了“少生快富”工程。用“奖励少生”代替“处罚多生”，帮助贫困地区群众发展生产，走“少生快富”之路。在西北三省（区），自愿生一胎的家庭，将一次性享受到3000元的奖励；
       在稳定低生育水平和提高人口素质的前提下，目前农村人口计生网络的工作范围也在逐步扩大。有些地方则充分利用县乡计生信息系统，发布农业技术信息与农产品销售信息，帮助农民提高农业技术水平，促进农民增产增收。
依托农村人口计生网络，充分利用并整合现有公共资源，可以大大节省构建农村公共服务网络的时间和成本。目前，我国已经建立了一个相对健全、遍及城乡的人口和计划生育管理和服务网络，该网络集行政管理、技术服务、群众工作、社区和村民自治组织于一身。充分利用人口计生网络的队伍、服务、信息优势，有利于加快建立农村公共服务体系。
做好农村的人口与计划生育工作，统筹农村人口数量、素质、结构、分布和安全，是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基础性工程和重要前提。
我国已经具备了建立农村最低生活保障与社会救济的财力。但这项工作要取得预期效果，需要加大基础性工作的力度。寄希望于民政等部门在基层建立一套类似的“进村入户”的系统，短期内尚不现实，也不符合范围经济的原则。可以考虑把这项工作纳入到人口计生网络内。

国家人口计生委主任张维庆宣布，农村计划生育家庭奖励扶助政策经过两年试点，今年起已经在全国范围内普遍实行。他表示，还将进一步扩大计划生育利益导向的政策措施。中国政府对农村部分计划生育家庭实行奖励扶助的政策，是为了解决农村部分计划生育家庭面临的实际困难和问题。对农村独生子女家庭和双女户家庭，父母年龄达到60岁，由财政每人每年给予不低于600元的奖励扶助金。
    2006年8～9月，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对中国农村人口计生网络现状进行了一系列调查，在调研过程中，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发现，农村人口和计划生育网络面临着诸多挑战。从被调查者反映的情况来看，这些挑战包括几个方面：当前人口政策的稳定性、城市化进程中的人口流动等方面。
       在调研时多次听到农民反映，目前采用的一次性奖励基本上全部兑现，农民感觉到了政府的公信力。但对于自己60岁以后能否拿到应得的补助，农民心中没有底。他们担心国家政策以后会发生变化，自己成为“失去的一代”。
       我国农村传统的“养儿防老”格局仍然没有大的改变，表现为：大家族或多子女家庭的话语权仍然相对较大，人口较少的家庭或无男孩家庭仍处于相对弱势的地位。更为重要的是，现有的社会保障体制安排仍然使农民把“家庭养老”作为无奈的第一选择。
       农村人口计生网络与农村卫生系统在一定程度上存在着业务交叉，由此产生了一些矛盾。一方面，由于业务的技术性质，人口计生网络与卫生系统都可以开展一些相同的业务，但前者的公益性质和后者的盈利性质之间存在冲突；另一方面，人口计生网络与卫生系统在资源配置方面存在重合之处。
       调查显示，随着我国城市化过程的快速推进，农民工大量向城市流动，成为城市中“超生游击队”的潜在源泉，但户籍地的人口计生网络由于各种原因难以有效处理这些问题，有可能对整个社会造成不利的影响。对此需要加以高度重视。
      广大农民对人口计生政策的转型非常欢迎，但同时也存在一些疑虑，主要是担心国家政策不稳定。因此，通过这种制度安排，既可以进一步降低农村人口计生工作的难度，为稳定农村低生育水平提供制度基础；又可以保障农村公共服务供给，加快建立并完善农村公共服务体系。

 有一个悄然形成的问题至今还没有引起社会的关注，这个问题势必影响整个国民素质的提高，也影响到国家的进一步发展，就是农民的整体素质在下降。中国13亿人口中9亿是农民，农民整体素质的下降是渐进式的。

当前，我国人口政策在比较成功地稳定了低生育率的同时，也面临着全面提高人口素质的挑战。为此，专家提出，我国应加快人口政策转型，充分发挥人口计生网络在农村公共服务体系建设中的重要作用。

人口计生工作：力促人口大国向人力资本强国转变

  《关于全面加强人口和计划生育工作统筹解决人口问题的决定》22日发布，《决定》强调，优先投资于人的全面发展，促进人口大国向人力资本强国转变，并将人口发展战略和规划纳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总体规划。
    报告指出，近几年来，我国农村公共服务供给得到了不同程度的加强，一系列惠农政策得到了广大农民的拥护。但农村公共服务短缺的问题尚未在制度上得到根本解决，广大农民在义务教育、公共医疗及低保等方面的基本需求没有得到有效满足。
  

    我国农村基本公共服务的短缺，有公共服务需求变化以及财政资金投入不足等原因，但更重要的在于公共服务体制的缺位。这主要表现在两方面：一是公共服务供给的责任主体不明确。二是城乡二元公共服务体制。   

       初步测算结果表明，公共服务因素在城乡实际收入差距中的影响为30%～40%。我国长期形成的城乡二元体制使城乡居民在享受公共服务方面存在巨大差异。联合国《2005年中国人类发展报告》显示：我国城市的人类发展指数为0.81，而农村仅为0.67。
  

    报告指出，全国8500万文盲半文盲中的3/4以上集中在西部农村、少数民族地区和国家级贫困县。目前我国农村15岁及以上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不足7年，与城市平均水平相差近3年。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调研的某些地区，平均受教育年限甚至不到4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