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卓琳和他们的孩子

　　1952年,邓小平奉中央调遣,到北京工作,全家老小跟随他一同来到北京。

　　在从重庆到北京的飞机上,女儿邓楠问他:“在四川的时候,人家叫你首长,那到了北京以后你是什么呀?”

　　邓小平趣地回答说:“脚掌”。

　　这就是邓小平,他从来不跟孩子讲自己的地位,孩子们也不知道父亲的官有多大。

　　邓林说:“说句实话,那时对于父亲的了解真是太少,太少。他的职位有多高,他的权力有多大,我们都不大清楚,也不太关心。”

　　邓楠说:“在八一小学读书的时候,同学们经常在一起比,比谁爸爸的官大。每当这个时候,我都躲得远远的。因为我不知道爸爸是不是个官儿,官儿有多大。直到有一次,有一个同学问我:"哎!你爸爸是谁呀?"我说"我爸爸是邓小平。"他们听了都目瞪口呆,说:"哎呀,原来你爸爸是邓小平呀,是那么大的官儿呀。"我这才知道,原来我爸爸的官儿那么大呀?!”

　　邓小平和卓琳从不娇惯孩子。邓林、邓朴方、邓楠都是在寄宿学校上小学,学校远在北京郊区,邓小平从不准司机接从他们。无论是周一早上赶去学校,还是周末从学校回家,三个人都是自己乘共公汽车。上中学以后,三个人都是骑自行车上下学。

　　“文化大革命”之前,因为家里孩子比较多,经济上不太宽裕,几个孩子都穿着打了补丁的衣服。老大长高了,衣服小了,就让老二接着穿。短了接一截,破了,补个补丁,接着穿。

　　在教育子女的问题上,邓小平和卓琳配合地非常和谐、默契。教育孩子的具体事情,邓小平从来不管,全权放手,交给卓琳。他相信,妻子有能力教育好每一个孩子。邓林说:“我爸爸认为我妈妈做什么事情都很合适,不合适的地方,我爸爸会用一句话、半句话去点拨一下,我妈妈立刻心领神会。”

　　但是,学期结束时,邓小平要看一下每个孩子们的记分册。对每个孩子的情况,优点、缺点、性格、特长,他都要心中有数。

　　邓楠说:“父亲教育我们从来不用说教,不讲大道理,都是潜移默化中。比如管我们学习,就是学期末看你的记分册,而且看老师的评语。对我来讲,为了学期末给他看记分册,我就得努力学习好、表现好。他看一下,大多表扬,但对我们来说为了这一次就得努力,这就是压力。我们家孩子都学习好,包括我们的孩子们,学习也都很好。”

　　“父亲不过于看重课本,不过于看重书本知识,他希望我们知识面广。”“父亲曾经说过,退休后想当一名地理教员,这跟他平常喜欢查看地图、学习地理知识有关。父亲有个习惯,带我们外出时之前,一定要先看地图,再用红线划出出行的路线图。每到一个地方,他都随身带着地图,随时可以准确无误地找到自己的方位我想,这是他早年戎马生涯留下的生活印记。在父亲的影响下,我们兄弟姐妹的地理都学得都很好。”

　　“父亲干事非常认真,遇到不认识、不清楚的字、词,就要查辞海、查字典。我们从小要做的一件事就是帮他查字典,这也就培养了我们爱查字典、查词源、查辞海、查康熙字典的习惯。我们很小就学会了拼音,都他教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