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年,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金融风暴将全球经济带入了一个“难熬的冬季”,全球经济增速放缓似乎已成为2009年世界经济的基本趋向。由于受经济危机的影响程度不同,且回应经济危机的能力也有差异,因此,在全球经济增速放缓的背景下,不同国家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度必然会发生“此消彼长”的变化。特别是在美日欧等经济体增长陷入衰退的背景下,中印等新兴经济体的增长优势更为显著。近期联合国发布的《2009年世界经济报告》显示:2009年世界经济增幅可能仅为1%,而中国经济增长率将达到7.8%-8.9%,中国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度将从2008年的22%增至2009年的50%。
改革开放30年以来,我国GDP保持了年均增长9.8%的持续高速增长趋势,从GDP、对外贸易额、外汇储备额、利用外资额等指标来看,当前我国已具备显著的大国经济特征。我国对世界经济的贡献度提高,是改革开放以来经济实力和综合国力显著提升的结果。同时,由于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度提升,我国在世界经济舞台上的地位也越来越重要。但在欢欣鼓舞之余,我们更需理性看待中国在全球经济增长中的贡献度问题。
首先,必须将中国对世界经济的贡献度问题放在动态视角下审视。客观而言,随着总量经济的持续高速增长,我国在世界经济格局中的地位总体上趋于增强,但2009年中国对世界经济的贡献度大幅度提升,却是与美日欧等经济增长陷入衰退有着紧密关联。就此而言,必须认识到,从长期来看,这些经济体对危机仍具有很强的回应能力。美国等发达国家仍具有人才资源和科技创新的优势,也具有采用积极财政政策以重新启动经济的物质基础,同时还具备借助市场出清机制来实现经济结构优化的制度条件,它们走出经济低谷并重新步入新的景气周期是完全可能的。
其次,从长期发展的角度看,我国要增强在国际经济中的竞争优势,必须努力形成持续驱动经济增长的动力机制。经济增长理论表明:长期来看,经济增长更多依靠的不是要素密集投入,而是要素的组合效率或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如果说前者是更多依靠“汗水”的粗放型经济增长的话,那么后者则是更多依靠“灵感”的集约型经济增长。基于此,我国要实现经济持续增长并增强国际经济竞争优势,就必须推进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型和经济结构的调整。就增长方式转型而言,必须持续改革科技创新体制,增强企业自主创新能力,通过健全市场体系完善要素的定价机制,依靠技术创新和制度完善来提高要素的组合效率。就经济结构转化而言,必须在发展现代农业和先进制造业的同时,大力发展生产性和生活性服务业,重视发展产前研发和产后营销,逐步进入产业价值链的高端。
显然,如果考虑到美日欧等经济体的危机应对能力,以及我国面临的经济发展方式转型任务,则我国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度仍会上升,但不大可能像2009年有如此戏剧性的提高。在经济全球化趋势日益明显的背景下,我国在世界经济格局中的地位将不断突出,但不应将美日欧的短期衰退视为长期的“确定事实”,也不应将危机时的贡献度作为长期发展中的“正常状态”。而应立足于发展方式转型和产业结构调整,夯实国内经济长期增长的基石。同时,依据经济实力和国家战略,在国际范围内务实地开展经济合作,避免承担与当前我国发展不对称的国际义务,增强中国发展即对世界贡献的认知程度。
事实上,评价一国对世界经济的贡献度往往依据“总量”指标,从居民福利水平提高的角度看,这种“总量”统计方式隐含着两个缺陷:一是没有剔除人口等因素对人们生活状态的影响;二是没有考虑不同社会成员分享增长成果的差异化问题。就前者而言,在总量意义上,我国已经具备非常显著的大国经济特征,作为一个拥有13亿人口的发展中大国,中国理应在世界经济格局中充当重要的角色。然而,从“人均”的角度看,2007年我国人均GDP为2500美元,在全球排序中处于靠后的位置。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依然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在推动经济高速增长以提高居民的人均收入方面,我们依然是任重而道远。
就后者而言,经济增长的根本目标是人的全面发展,经济增长必须转化为绝大多数居民的福利水平提升才有实质意义,经济增长的落脚点在于实现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在经济高速增长的状态下,不同社会成员在分享增长成果方面是有差异的,城乡、区域和行业的发展差距甚至有相对拉大趋势,教育、医疗、保障性住房等公共品也存在着供给不足和配置失衡的问题,经济增长往往伴随着资源的过度消耗和对环境的过度破坏,这些导致高速经济增长和居民福利水平提升之间存在一定程度的偏差。从改善居民福利状态的角度看,我国对世界经济的贡献度提高也并不意味着国内结构性难题可以自动化解。
在国际经济危机尚未触底、世界经济增速放缓的背景下,我们尤需理性对待国际经济秩序变化的长期趋势,同时关注中国在国际经济危机背景下所面临的潜在挑战。在将中国视为世界经济“引擎”的国际舆论中,我们更需清醒地意识到国际周期性调整和国内结构性转变对我国经济的影响,将短期经济政策与长期体制完善相结合,不断探究我国经济持续发展和国际竞争能力增强的动力源泉。(作者高帆 为复旦大学经济学院副教授、经济学系副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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