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互扯皮还是体制所限？

1月16日，律师团在北京召开新闻发布会，声明诉讼的方式和程序。圆明园和基金会均受邀到场旁听，这是唯一一次三方一起进行的讨论。会上，圆明园方面坚持只是旁听并不发表观点。

圆明园新闻发言人宗天亮2月4日接受《中国新闻周刊》记者采访，但坚持只是以个人身份发表观点。“对于律师的爱国心和热情我们是支持的，也是赞同的。但是这个事情要做成一个可操作性的，不是一个炒作性的。”宗天亮说，“国内的体制你清楚，我们是受政府领导的单位，不是民间团体，不是我们想做什么就可以做的。我们有政策，有领导指示。这是中国国情。”

在宗天亮看来，对方持有的中国文物已经几次倒手贩卖，这给法律追索带来极大障碍。“我们做原告，我们告谁呢，人家的东西是买来的呢？告了又怎么样呢？”宗天亮表示，“我们也希望海外流失文物都能回来，国家找个好地方，建个最大的博物馆，弄个圆明园流失文物展，可是事情不是那么简单啊。”

如果说，圆明园更多受制于自身体制，那么中华抢救流失海外文物专项基金有更实际的考虑。“不拍卖是前提也是底线。只要不拍卖，你要钱我们也可以给你钱，至于多少就是谈的问题了。讲‘讨回’其实就是这样的方式：通过国际组织协商，通过文化交流等等方式让文物回来。但是一旦上了法庭，其他的路就都被封死了。要是通过诉讼就要有效果，不能闹笑话。”基金会副总干事牛宪锋盘算着说，“现在那边坚持要拍卖，但是我们的声势已经造出去了，对方也知道，这两件东西是烫手的，不好卖。不到最后一天，就可能发生各种情况。”

同时他认为法律程序也非律师想得那么简单，“我们作为原告考虑了很多法律上的问题，没有一条法律明文规定这些文物一定要归还，国际条约也都只是指导理论，这都不成熟。圆明园那边是政府下属的，要做原告就要先报海淀区文物部门，再报市文物部门，这个涉及到国家，又要报国家文物局，有很多程序。”

由于几方均有自己的想法和疑虑，直到现在法律程序上，原告还一直空缺。而且在律师刘洋看来，即使现在出现原告，时间已经来不及。最后的三方协商的结果，是以基金会的名义向法国发一封律师函。“这个算是道德劝说，也是一种法律文书。告知对方拍卖所存在的风险和问题，这可能是最后一招了。”

刘洋很无奈，“我现在觉得，可能他们把我们律师当成一个闯入者，本来没我们的事，我们闯入进来做了。”

他在继续整理律师函的时候，有一个在香港注册的清朝皇家后裔团体给他打来电话，表示愿意作为原告，但是在他看来即使立案成功，想赶在23日前也已经来不及。“而且对方老爷子说没有钱付诉讼费，人家打电话都是用小灵通。”记者在截稿前，接到刘洋的电话，说已有某地产公司答应垫付这笔诉讼费。

截至目前，通过协商经有钱的爱国人士买回的迹象也未见新的端倪。刘洋担心，“如果这次拍卖成功了，那买方肯定属于善意取得，以后即使再回购也不低于2亿人民币。”而对于以后若再有这样的事，他说自己也不知道是不是还会去做。本刊记者/杨时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