毫无征兆地,毕业于上海外国语大学的卢晨就陷入了“租房”的苦恼。今年5月份,她被北京一家事业单位录取,但北京每月不菲的房租让她不得不认真考虑这样一个问题:还要不要来北京。因为在找房的过程中,她最满意的长椿街一套居所,房租要3800元,几乎要占她月收入的大部分。
卢晨的苦恼绝非个例。在房价停止疯涨的几个月中,北京的房租却在悄然开始新一轮的暴涨,进一步挤压着租客的生存空间。那么,北京房租市场现状如何?又对租房人造成了哪些影响?记者对一些房屋中介机构和租房人进行了走访。
“一天十来个租房的,只有一个想买房的”
走进北京安德路链家地产的营业厅,立即有热情的工作人员起来迎接。当听说记者是询问租房业务时,他们安排年轻的员工张俊(化名)接待。
因为租房业务琐碎而且利润空间小,在房产中介机构,一般都让新员工接手租房业务,成熟员工进行房屋买卖。但是近期,新来的员工张俊却成了最忙碌的人:“哥,服务不周千万别恼,最近我这太忙了,全是租房的人,一天十来个租房的人,只有一个是想买房的。”
在和记者交谈的10分钟时间内,他至少接了6个咨询电话。随后他安排记者看了一套建于2005年的三居室中的一间,12平方米左右,仅此一间一个月就要1600元。“这个价位比原来上涨了30%。”张俊坦承。
据统计,5月以来的两个月时间内,全国多个重点城市的房屋租赁价格持续上涨,北京、上海、深圳、广州等城市房屋租赁价格平均涨幅超过了10%,其中北京四五月份的房屋租赁价格较去年同期上涨了20%,部分地段好、交通方便的房源涨幅更高达50%。
与房租上涨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二手房交易的缩水。数据显示,自从4月中旬房产新政频频出台以来,北京中介的二手房炒卖业务遭受了沉重打击,二手房成交量下跌超过50%以上。
而我爱我家房屋中介的一位业务员表示,从5月份以来,北京房租几乎每天都涨一点,一个月平均要涨10%左右,“六铺炕一个房主的一居室连空调都没有,一口价对我们说少于3000元不租。”
“你不租,有的是人要租”
在采访的过程中,无论是租客还是中介都提到了这样一个时间节点——5月1日。这一天中央开始实施抑制房价一系列政策。房价开始停止此前一轮疯狂上涨进入停滞,而相当一部分购房人开始观望。
“北京房地产市场有至少10%的人是具有刚性需求的,也就是不得不买,不得不住,如果他觉得现在买不划算必然要涌入租房市场,这部分人的数量也是相当可观,他们对抬高租房价起到了一定作用。”张俊这样对记者解释房租上涨原因。
此外,每年的6、7月份是毕业生离校的高峰,也是外地高校毕业生进入北京的高峰,更是一些进京短期培训学生的进京高峰,他们都是租房市场的主要人群,这3个高峰的同时出现无疑也对抬高租价起到了推动作用。
租房的人多,买房的人少,也让一些房产中介看中了租房的利润差价。在记者走访的几个小区内,随处可见身穿白衬衫的中介人员带着租房人看房。记者听到了一段对话,“大姐,你那房子才租4000元啊,太低了,现在租房都涨上去了,怎么也得 4800元一个月,你也得让我们有点空间呀,只要你把房源委托给我们保证能4800元给你忽悠出去。”
显然,中介人员也想借这轮租价上涨潮找点“空间”。业内人士指出,确实也存在中介在恶抢囤积出租房源,通过忽悠涨价煽动房东与原租客取消租赁并取得房源,就可以制造一次新的租赁业务并收取佣金。关于这一点,一名受访中介业务员也承认,房东在房子到期前来房产中介询价时,房产中介会对房租进行“推波助澜”,寻求差价。
虽然房租在不断上涨,记者在走访时发现租房的人还是络绎不绝。记者在看房的过程中,后面竟然还排着3个要同一时间看房的租客。如果租房的人稍显犹豫,中介的眼神透露的信息分明是:“你不租,后面有的是人要租。”
弱势租客准备转战二线城市
“房子肯定是买不起了,已经决定长期租房了,没想到房租又在涨,这可真要命。”在国贸上班的陈旭在接到房东的房租上涨通知时不住地哀叹。
他给记者算了一笔账:他现在月收入5000元。在东三环租一套1居室的房子,原来一个月租金2000元,现在房东要涨500元,那么自己一半的收入就要用在房租上,还要缴网费、水电,加上朋友应酬、交通、吃饭、买衣服,一个月下来只剩下几百元,“这不是逼我啃老么?以后谁也别叫我白领,谁叫我白领我跟谁急。我是标准的蚁族。”
卢晨也对记者说,原本指望参加工作就可以自食其力,现在看来,在北京维持一个正常的生活状态就要成为“月光族”。
如果说租房对这些所谓的“白领”都成为难以承受的负担的话,那么对一些“蚁族”来说,高涨的房租已经开始粉碎他们的“北漂”梦。
几经辗转,记者联系到了曾在北京蚁族聚居地唐家岭居住的李丰。伴随唐家岭动土拆迁,李丰和其他租客都不得不外出寻找新住所,而此时房租已经大涨,回龙观附近新龙城的3居室,月租金已经上涨到3500元。而过去,这里的3居室月租金不到3000元。“从过去花900元租房到现在一月2500元,一下子多支出了1600元,我所有的支出几乎都在房租上,我已经开始打算离开北京,去一个二线城市。”(本报北京7月7日电 本报记者 车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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