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个月间，百余名风钻农民工到深圳讨说法

今年4月，徐志辉听说徐瑞宝找到以前做事的爆破公司讨回了看病的第一期费用10万元，他也想找自己所在的爆破公司要说法。但得到的答复是，当年他已拿了工资，追讨补偿一事不在讨论范围。爆破公司根本不认账。

消息不断传到耒阳，从5月开始，湖南耒阳的百余名风钻民工陆续来到深圳讨说法。

徐志辉的几个老乡也随他一起到深圳。他们前前后后跑了华西、恒坤、和利等几家曾经工作过的爆破公司，但公司并不认可他们的劳动关系。如果劳动关系不被认定，就无法对该病是不是职业病做出最终鉴定。

从那时到现在，从耒阳到深圳，他们前后跑了5趟。第一次是做职业病鉴定。之后又来复检，复检后拿结果又去了一趟。为了讨说法，徐志辉干脆在深圳找了一家叫二杨马店的十元店里住下，开始维权。

到今年6月初，徐志辉的耒阳老乡共有170余人在深圳市职业病防治院做了检查。正当他们6月12日去医院要结果时，被告知，6月1日前检查的结果都出来了，6月15日可取。然而,15日前,他们就被家乡的人告知，深圳市职业病防治院已经将一份体检结果名单传真到了乡政府。

徐瑞宝交给记者一份《2009年5月22日~6月3日湖南耒阳籍劳务工健康检查资料汇总》，“这里包括150名在深圳市职业病防治院做过检查的耒阳籍民工，其中大部分是导子乡村民”。

记者翻看这些资料计算后得知，他们都患有尘肺病，其中有10人是Ⅲ期带一个加号，23人是Ⅲ期，13人是Ⅱ期带一个加号，9人是Ⅱ期，其余的是Ⅰ期。

徐志辉告诉记者，粉尘造成的尘肺病的病理改变是一种纤维化的改变。每隔数年病情还要升级，合并感染，最后患肺心病、呼吸衰竭而死亡。

记者带着这份名单前往深圳市职业病防治院采访，该院综合业务科主任罗孝文说，尘肺病的发病率在我国目前是排名第一的职业病，而且治好的可能性不大。“就好像皮肤上有一块疤痕，你想把疤痕彻底去干净是不可能的”。

健康检查的结果是否就是鉴定结果？徐志辉说，当时这些农民工希望医院出具职业病鉴定结果，但医院解释说，鉴定职业病需要出具劳务关系证明才能进行。对于那份传到导子乡政府的名单，医院并不承认是他们传真的。

徐志辉说，现在他们一边去职业病医院继续寻求鉴定结果，一边与爆破公司协商，同时，开始与深圳市政府交涉，希望政府能向爆破公司施压以利于解决问题。

职业病维权，难在鉴定，难在制度

徐志辉见到记者后反复说的一句话就是，职业病维权，最难的是鉴定。

徐志辉本人因为有高中学历，凭着多年的工作经验，他早已拿到了由深圳市公安局颁发的爆破员作业证。但他说，像他这样拿到这个证件的同乡很少，他们这100多个人中，只有6人有这样的证件。也就是这个证件，成了徐志辉维权的唯一凭证。

罗孝文告诉记者，尘肺病的职业病鉴定是一项系统工程，首先要求医生和医院有资质，在此基础上，经过一段时间才能做出鉴定。患者必须出示由用工单位开具的证明材料，证明患者和用工单位具有劳动合同关系，才能最终被确定为职业病。

罗孝文说，国家明确规定，职业病是企事业单位和个体经济的劳动者在职业经历中，因接触粉尘、有害物质等因素引起的疾病。职业病的形成，环境、人、职业三方面的因素缺一不可。

罗孝文翻开一大摞专业书籍告诉记者，职业健康监护技术规范规定，接触矽尘工龄10年以下，要随访15年；接触超过15年的，随访21年；接触3年以下的，且接触浓度达到国家卫生标准的才可以不随访。

一位参与维权工作的政府人员透露，鉴定难，难在制度。这批风钻工普遍都是在改革开放初期来到深圳打工的，当时的劳动制度并不完善，很多人来打工都没有签订劳动合同，在工地上干了活儿拿了钱就走人了。

事隔多年，要找到当年的劳动依据确实非常困难。如今，为了维权，风钻工们把能证明自己曾经在深圳工作的物件都拿出来了。比如已经去世的徐龙古，其妻在家里的碗柜中找到一张工作证，以此证明他曾在深圳做过风钻工。而更多的人翻箱倒柜也找不出当年在深圳工作的物证。

徐志辉说，后来的维权结果是，哪怕能找到一张暂住证、工地出入证、工资单或者是饭卡都可以，但一来农民没有法律意识，从没有刻意留下这些生活记录；二来湖南的风土习俗是病者死亡后会烧掉遗物；三来，很多民工都抱有“既然已经不在深圳打工了，就把东西全部都烧掉”的态度。

但徐志辉坚持认为，即使没有这些证据，只要查出有尘肺病，这留存在身体内的病痛，为什么就不能做证据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