投资取向更加专业化,是这些基金的共同特点。比如,兴业社会责任基金股票资产占基金资产的比例为65%-95%,债券投资比例0-30%。该基金与众不同之处在于,将着眼于投资在社会责任方面表现良好的股票,将是国内首只社会责任投资产品。
在“两会”期间,哥伦比亚大学是QFII投资额扩容至300亿美元后首家获得QFII资格的机构。事实上,自2007年2月份以来,QFII资格和投资额度就一直处于停批状态,直至此次再度开闸。
“两会”之后,新基金发行继续呈现小高潮。3月21日,中国证监会批准4只新基金,包括3只股票型基金和1只债券型基金。这是2008年连续第七周在周五批准新基金。3月27日,在上证综指再次出现下探3500点的关键时刻,信达澳银精华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嘉实研究精选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获得监管部门核准,即可展开募集。监管层加快新基金审批发行的速度,带给了市场一丝遐想。大家期盼入市资金实现从量到质的变化。
此后不久,管理层批准韩国保德信资产运用株式会社QFII资格。同时,国家外管局表示,外汇管理新规定将放宽QFII资金的锁定期限制,延长QFII资金的汇入期限。
股票基金、券商集合理财、基金专户理财以及QFII等能多渠道为市场“供血”,在提高机构投资者比重的同时,也向市场传达了监管层希望市场稳定的信号。
3月24日,证监会发布《基金公司公平交易制度指导意见》,将监管重点指向了基金的利益输送,受到业界广泛好评。此前,市场多有传闻基金在搞利益输送。
3月30日和5月30日,证监会两次要求基金要承担社会责任,自觉维护市场秩序与稳定,不论市场如何变化,都要始终保持冷静和清醒,都要始终坚持长期理念和价值投资,都要始终把基金投资者利益放在首位,强化内部控制,防范市场风险。
证监会强调,在思想认识方面,“发展是第一要务,稳定是第一责任”,公司管理层和员工要充分重视,要认识到维护稳定的重要性,要有大局意识和政治意识。
在上证综指两度考验3500点支撑力度的时刻,证监会对基金公司进行这样的“窗口指导”,意义非同寻常。两次“喊话”清晰地表明了管理层对股市下跌的担忧,以及确保股市稳定的愿望。
“维稳”声声急 政府频繁传递积极信号
在宣布下调股票交易印花税税率之后,国务院召开以证券市场发展为主要议题的常务会议,希望通过采取具体措施,来阻止股市继续下跌。
在3月22日举行的“中国发展高层论坛2008”上,时任国家统计局局长谢伏瞻指出,要着力稳定股市和楼市,促进股票市场和房地产市场的健康发展。这是除中国证监会以外的政府部门首次提出要着力稳定股市。有专家解读说,股市连续大跌已使一些宏观经济统计数据出现了不利变化。
在3月18日“两会”记者招待会上,温总理表示,美国次贷危机造成美元贬值、美联储降息、石油价格居高不下,这些因素对世界的股市也造成很大的影响,出现了震荡。“我对世界经济,特别是美国的经济十分关注,而且深感忧虑。”但他同时强调,中国经济的基本面还是好的,在发展过程中有着很大的回旋余地。温总理没有直接谈到股市,但投资者对他的谈话各自做出了解读。
3月30日,正在老挝访问的温家宝总理在接受媒体采访时指出,对于内地股市,政府是要努力促进股市平稳健康发展,因为一个健康的、可持续的资本市场,对经济发展最终是有利的。中国经济存在的问题解决了,中国的股市会好起来。
3月26日由国务院常务会议通过、4月1日公开披露的《国务院2008年工作要点》中要求,央行、金融监管机构等要负责“优化资本市场结构,促进股票市场稳定健康发展”;“切实防范和化解金融风险,维护金融稳定和安全”。
4月3日,中共中央政策研究室副主任郑新立做客人民网强国论坛时表示,中国的证券交易印花税偏高,有必要下调。这是权威人士公开发表的呼吁证券交易印花税下调的言论,也是对学界和民间降税呼声的回应。
“维稳”声声急 政府频繁传递积极信号
4月8日,《关于国有产权管理若干问题的思考》的文章署名“木人”首发于《人民日报》。4月11日,国资委网站头条予以转载,并点明作者即为国资委副主任李伟。李伟虽然是个人署名撰文,但由于李伟文中阐述的观点和传递的政策信号符合市场预期,很多投资者因此感受到了国资委对市场的尊重,并期待出台有关国有股流通的进一步规范措施,增强国有股上市流通以及重组并购的透明度,稳定市场,稳定“大非”减持预期。
4月15日,就在悲观情绪继续蔓延之际,温家宝总理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对当前经济形势作出判断:“保持了国民经济平稳快速发展”;“当前总体经济形势比预想的要好”;“经济运行朝着宏观调控的预期方向发展”;“我国经济具有应对各种困难的强大动力与活力”。这一判断立即引起市场人士的注意,但由于美国金融市场危机蔓延,中国的从紧货币政策开始显效,部分企业已经开始感受到资金和经营压力。这些信号传递到资本市场,客观上影响到投资者的信心。
此前一天即4月14日,《人民日报》发表题为《股市,不仅仅是“晴雨表”》的署名文章,提出“股市应成经济助推器,不能成绊脚石”;“股市与经济不仅仅是简单的晴雨表关系,它对经济也会有反作用”。该报还于4月分两次刊载《“大小非”压力如何解》的专家文章,提出“为解决市场失衡问题,可通过强有力的制度性措施,如规定更严格的出售限额和出售公示制度、设立场外大宗股权交易平台、普遍实施股权激励等,以强化大股东的市场责任”的观点。
《人民日报》以类似财经专业报纸的方式分析股市稳定之策,这在过去、甚至在5年前都是难以想象的,足见股改后的中国股市影响力之大,受关注之广泛。
4月23日,温家宝总理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审议并原则通过《证券公司监督管理条例(草案)》、《证券公司风险处置条例(草案)》。会议充分肯定了中国资本市场改革发展的成绩,称“资本市场已经成为国民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增强了经济发展的活力”。
在宣布下调股票交易印花税税率之后,国务院召开以证券市场发展为主要议题的常务会议,重申要推动资本市场稳定健康发展,清楚表明了政府顺应民意、倾听市场呼声的取向,希望通过采取具体措施,来阻止股市继续下跌。尤其是下调印花税,是政府拿出真金白银,对恢复市场信心发挥了积极作用。
“大小非”成众矢之的
不过,人们对于大小非的恐慌不可能在一夜间消除。特别是在股改之后,全流通市场的千头万绪都需要制度支撑,打造怎样的制度体系其实困难不少。
应当说,4月下旬的救市行动力度不小,并且同样采取了组合政策。除去4月22日宣布印花税下调,中国平安保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马明哲已在此前表示巨额融资计划没有时间表,他并对投资平安股票亏损的投资者“表示抱歉”。中国平安的明确表态与印花税下调回应了市场的担忧。
正所谓“旧恨刚消,新愁又至”。印花税下调和中国平安停止推进“巨额融资方案”,带给市场的只是短暂回稳。随后,有关红筹股回归、大盘股上市的传闻不断。而新基金发行已经不再像2007年一样火热。此时,市场对“从紧货币政策”和“大小非解禁压力”关注度显著升温。市场情绪依然不稳。
为回应人们对股改解禁股的忧虑,4月20日晚,中国证监会发布《上市公司解除限售存量股份转让指导意见》,对“大小非”减持立下了八条规矩,其中要求已解禁限售股一个月内出售量高于公司总股本1%时,应通过交易所大宗交易系统转让。
从2007年10月到2008年4月,大盘跌幅达到50%。市场上盛行“大小非解禁带来的大扩容导致股市动荡”的说法。部分市场人士呼吁政府应该采取的救市措施之一,就包括完善大小非解禁规则,放缓解禁流通节奏。因此,《指导意见》被看作管理层稳定市场的一个积极信号。
5月14日,沪深交易所出台新举措,严惩“大小非”违规减持。
随后的事态发展证明,出台这些措施后,违规减持的现象基本消失。不过,人们对于大小非的恐慌不可能在一夜间消除。特别是在股改之后,全流通市场的千头万绪都需要制度支撑,打造怎样的制度体系其实困难不少。
除了规范解禁股流通环节和加强尽管,管理层还在此期间加强了常规的基础制度建设。如:证监会表示研究适度限制机构“打新”、提高中小投资者新股中签率的方案,查处违规减持股东,清理不合格账户工作基本完成,深交所严处中小板首宗违规占用上市公司资金案等,都对稳定市场预期、增强市场信心发挥了积极作用。
从4月22日到6月6日,共46个自然日、34个交易日,市场起伏波动显得相对平缓。特别是历经“5·12”汶川大地震,国人的爱国热情空前高涨,不少投资者表示不抛售股票。事实上,许多人也这样做了。大家期待抗震救灾这件举国参与的大事初步结束之后,股市能够重回稳中有升的局面。
许多普通人就是以这样的善良心态,迎来了股指的连续暴挫。
准备金率1个点 砸出股市六连阴
市场是不听解释的,市场也等不及解释。央行大幅度调高存款准备金率的举动被理解为“紧缩政策继续加强”的信号。
6月7日(周六)晚,中国人民银行照例执行早在2007年下半年就已在事实执行的“从紧货币政策”。这一天,中国人民银行宣布存款准备金率再次上调1个百分点,于6月15日和25日分别按0.5个百分点缴款。从而使该数据指标达到了17.5%的历史高位。
虽然此次上调准备金率上调并非针对资本市场,但资本市场的反应尤为激烈:6月9日(周一)因端午节放假未开盘,6月10日(周二)一开盘,上证综指就跳空低开127点,到尾盘暴跌257点,跌幅达7.73%。预期中并非完全不可接受的“从紧货币政策”,一下子被渲染成了“股市杀手”。
央行该次上调准备金率有充足的理由,但是,市场是不听解释的,市场也等不及解释。央行大幅度调高存款准备金率的举动被理解为“紧缩政策继续加强”的信号。6月10日跳空大跌7.73%后,大盘连续下跌5天,书写了上证指数6连阴的记录。上证综指在6月12日跌破3000点后,至今未能收复。之后到8月7日北京奥运会开幕之前,上证综指一直在2600点至2900点之间平衡震荡。
这段时间,股市的大幅下跌的主要原因,一个是对“大小非”的恐惧,另一个则是来自对宏观调控的担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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