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凝聚力研究持续走热

民族凝聚力是衡量国家力量的重要标志之一，其核心是为国争光的爱国精神。“5•12”汶川大地震中的赈灾行动和中国成功举办奥运会，把民族精神中凝聚力和爱国主义精神展示得淋漓尽致，诠释了中华民族万众一心、众志成城的精神。学者们在考察了民族凝聚力对社会发展的民族凝聚、精神激励、价值整合和稳定社会的重要功能之后指出，在社会剧烈变迁、价值观多元化的今天，更需要铸就强大的民族凝聚力。学者们认为，经济发展是民族凝聚力形成和发展的基础，政治稳定是民族凝聚力的核心因素。理想信念是凝聚人心的精神支柱，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强大精神动力和根本保证。因此学者们倡议要大力加强理想信念的建设。

●群体性事件形成的社会心态受到学者们高度关注

针对近几年发生的群体性事件，有学者认为，几起较大事件都是由群众的利益诉求长期得不到有效解决、一些领导干部对群众的感情冷淡麻木和滥用警力激化矛盾等造成的，因此要加强民众的政治认同、建立科学的司法制衡制度和改进管治技术等。还有学者认为，社会心理、心态失常是生成群体性事件的一个重要因素。通过研究，学者们发现在“无直接利益冲突”事件中蕴涵的社会心态主要有：失落的社会心态、逆反的社会心态和盲从的社会心态三种。有学者强调，社会心态的调控是解决“无直接利益冲突”的根本途径。在转型期社会中,为了有效控制群体性突发事件发生，一要保持畅通的公力救济渠道，当权利人的权利受到侵害或者有被侵害之可能时，国家机关要及时运用公权力对被侵害者实施救济；二要坚持社会公平的制度取向,防止贫富差别日益扩大;三要转变政府职能,规范政府行为,切实维护群众利益;四要建立起相应的利益表达机制。

●心理危机干预进入学者视野

心理危机干预是指针对处于心理危机状态的个人及时给予适当的心理援助。有学者指出，及时有效地进行心理危机干预是社会的进步和对人真正的精神关怀，有利于社会的稳定与和谐。有学者指出，在我国社会转型时期，各种突发公共事件发生的可能性较以前有所增加，而在应急管理和善后恢复重建过程中，往往重视物质因素，而忽视了心理干预。在2003年的非典事件、2008年春的南方冰雪灾害以及5•12汶川特大地震灾害的救援中，虽然心理救援工作受到重视，但还是零星的、被动的，远远没有达到规范化和制度化的层面。不少学者提出，当前中国心理危机干预应急机制亟待建立与完善，并应尽快建立起一个长效机制，确保心理干预工作持续有效。也有学者认为，应将心理危机干预作为公民的一项公共福利，作为政府的一项公共管理和公共服务的任务。

●诚信问题受到学者的重视

诚实守信是构建和谐社会的重要内容，然而目前我国社会经济领域却出现了严重的诚信危机，特别是“三鹿奶粉事件”将中国奶制品企业推向了信用危机的顶峰，一度极大地影响了人们的信任心理。一些学者指出造成诚信危机的原因主要有：企业经营者诚信意识淡薄、企业失信成本偏低、失信惩罚制度不健全、信息严重不对称、我国市场经济发展不成熟、社会道德秩序失衡、法律法规的不健全等因素。在此基础上，他们提出，要构建和谐社会,就必须加强诚信建设,通过思想教育树立诚信光荣的价值观;用法律法规强化诚信意识和诚信行为;建立完善的信用制度和诚信监督体系;提高政府公信度和党员干部的表率性。

●幸福感研究逐渐升温

幸福感是人们超越了物质享受的更广泛的正向主观感受。幸福指数是衡量这种感受具体程度的客观指标数值，是社会良性、健康运行的指标，也是社会心理的综合指标以及衡量社会效益的重要尺度。科学地监测幸福指数,有助于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学者们通过考察指出，幸福感具有主观性、稳定性和主体性三个特征。学者们指出，发展经济并非终极目的，而是一种手段。看一个社会发展和谐与否，不能仅仅看经济增长，更应该关注社会总体主观幸福感的增长状况。在此基础上学者们提出：经济总量因素是提升幸福感的基础；居民收入因素是提升幸福感的关键；政府公共服务能力是提升幸福感的动力；社会保障是提升幸福感的重点；政治民主是提升幸福感的条件。而个人的健康状况、财富、社会关系、婚姻状况等则是影响幸福感的微观因素。（向春玲专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