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到十年前那场席卷亚洲的金融危机，我们在谈论汇率、外债、游资、资本项目开放等问题时，一个词组——“积极的财政政策”不能不被提及。如果说，十年前的我国是因为资本账户没有开放而成为风暴的避风港，那么，联系当时的宏观经济背景，能使我们在危机中独善其身的，还有“适度从紧的财政政策”到“积极的财政政策”的转向。

启动背景：

亚洲危机影响之巨超出意料

中国经济时报：今天，当我们回望十年来财政政策，可以看到，以1998年下半年为分水岭，前后分别择机实施了“适度从紧”的财政政策与积极的财政政策。请您介绍一下亚洲金融危机发生后我国启动扩张性积极财政政策的背景。

贾康：自1993年中国的最高决策层决定加强宏观调控以克服经济过热和通货膨胀之后，三年左右时间内，国民经济成功实现“软着陆”。在1997年，关于软着陆之后宏观经济形势的判断上，已颇有争议，一些分析者认为我国经济出现了总需求不足问题，但这种观点一直到1998年初还未成为主流认识。

但到了1998年一季度末，1997年下半年爆发的东南亚金融危机对我国的影响已经相当明朗，并与一系列国内问题迭加在一起，形成了迫切要求“扩大内需”的压力，经济工作的重心必须明确地转向阻止软着陆后惯性下滑甚至“熄火”的方向上来。

中国经济时报：记得那时的情形很严峻。我国经济增长率从1993年的13.5%回落到1997年8.8%的水平，平均每年下降约1个百分点，1998年初时认为速度还处于比较适宜的区间，但惯性下滑并没有停止。1998年上半年经济增长率仅为7%，与全年8%的增长目标形成明显差距。同时物价水平持续负增长，出现了通货紧缩的迹象。

贾康：是的。亚洲金融危机影响之巨超出了一般人的意料。中国经济在此次危机中曾被评价为在亚洲表现最好、受影响最小。但到1998年一季度，外贸的增长幅度明显放缓，并于5月一度出现负增长，虽以后又止跌回升，但当年三季度末出口再次大幅度下滑，客观上这成为使各方对严峻形势形成共识的响亮警钟。

当时所面临的基本形势，除亚洲金融危机影响巨大，危机影响迭加到我国经济周期低谷阶段上，使经济增长明显趋缓，并出现通货紧缩迹象外，还有几个特点：我国二十年市场化改革终于引致了走出短缺的“全面买方市场”局面。改革攻坚阶段“国有经济战略性改组”带来了大量的“下岗分流”人员和失业压力。货币政策连续、密集运用，但政策效果不够明显，其操作余地已相对狭小。

上述几方面的情况综合在一起，使决策层于1998年为力求实现当年8%增长目标和抵御亚洲金融危机的冲击而采取增加政府投资、扩大内需方针。为贯彻这一思路，启动财政政策便是必然的选择。因为走向市场经济“间接调控为主”的宏观调控体制，财政政策是货币政策之外惟一可以仰仗的“主力型”工具和手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