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同三：我想结合我的工作，谈谈亚洲金融危机之后对我国的宏观经济有什么样的影响。应该说金融危机对我国各个方面都造成了不少的影响，要想谈全了的话，像汤敏一样列出七八个陷井，经过认真的思考和研究的，我也没有那么高的水平，我想谈两点自己有体会的看法。一个是关于投资的问题，一个是关于宏观调控的问题。我准备了一张图，大家可以看一下。

这张图是固定资产投资占GDP的比例。从53年新中国建立不久，到2006年，投资的问题一直是困扰我们的问题，社科院有两个著名的经济学家，刘国光和董辅初，他们在五十年代、六十年代研究中国的积累率，到底多少应该是合适的，他们的结论是25％－30％，但是在当时的情况下，我们投资（积累）率的变化波动是非常大的，最高的点大概是在这个地方（图），50％多，最低的点是在这个地方（图），只有16％。什么时候是50％多呢？是58、59年，三面红旗大跃进，头脑发热的时候。最低的时候，是60、61、62年，三年自然灾害、苏联撤走在中国的专家的时候。投资率的高低，如何解决投资的问题，不仅是改革开放之后遇到的问题，在计划经济时代就是一个困扰我们的问题。

今年，2007年大概是55％没有问题，这是简单的拿现价比，总投资去比现价的GDP。这是亚洲金融危机之后对我们的影响，亚洲金融危机之后我们开始采取投资导向的扩张性的政策，造成这样的一个结果。连续多年了，投资的增长速度明显的高于经济增长速度，三年、五年没有什么问题，但是到什么时候是一个头呢？这是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这是一个资本形成率图（见图），比我刚才说的比例要低，但是上升的趋势是明显的，从亚洲金融危机之后资本的形成率是在明显的上升。

改革开放之后，从八十年代开始时候，国家计委提出按照投资率30％来制订“八五”计划。但是实际情况是80年代以来我们没有一年投资率是30％，都在30％以上。亚洲金融危机给我们很大的冲击，我们采取积极的财政政策来抵御冲击的影响，积极的财政政策实际上是扩张型的财政政策，是投资导向的财政政策。通过发行国债，国家拿了钱搞项目、搞投资。这样投资导向的政策，就造成九十年代后期之后我们的投资率明显上升。如果简单的比，我们现在的投资率已经跟58、59年一样了，甚至趋势还要上去，只要我们现在保持投资的增长速度高于经济的增长速度，高于GDP的增长速度，那么这个趋势还会延续下去。

投资对GDP增长的贡献率图（见图），投资消费和进出口对于GDP增长的贡献率，可以看出来九十年代后期，甚至到2000年、01年时，拉动经济增长的主要因素还是消费，图中深颜色的部分是，消费增长对于GDP增长的贡献，浅颜色是投资增长对GDP的贡献，蓝色部分是净出口对GDP增长的贡献。亚洲金融危机之后有了一个变化，亚洲金融危机头两年的变化，还主要是靠消费带动经济的增长，也是由于扩张型的财政政策，现在使投资增长成为GDP增长的主要贡献因素了。这是不合适的，怎么扭转这个问题，我建议汤敏先生，这个算不算陷井呢，是中国独特的特点？还是这些中收入向高中收入转变的国家，都会遇到的问题。

韩国七十年代转变比较快的那几年，投资是比较高的，但是绝对值没有我们高，持续的时间也没有我们这么长，日本在六十年代实现经济倍增的时候，也有投资率高的时候，但是绝对值没有我们高，持续的时间也没有我们长，这么搞下去搞到什么时候，才能发生下一个转变呢？当前我们遇到的问题，在现实中遇到的问题，有一个不良循环（见图）。

现在我们宏观经济面临着什么呢？面临着投资增长过快，货币增长供给过快，外贸、外汇储备双顺差的问题，现在很多人说银行在解决流动性过剩的问题行动不利，但是单纯的指责银行是不对的，这些问题是互相联系的，在整个宏观经济中存在着一个不良循环，这个不良循环初始点是过度投资，过度投资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呢？从亚洲金融危机之后，我们开始实施投资导向的财政政策，2003年出现了问题，因为2003年第一个季度GDP的增长率超过10％，我们是不是要踩刹车，刹车就自己就来了，那就是非典，到了第二季度，GDP增长只有6％多。

从当时的数据可以看出来，非典来了之后，第二季度的经济增长速度跌下来，我们采取的办法就是贷款放松了一些，投资增加了一些。本来连续多年的扩张型的财政政策正使投资加快增长，非典来了又加了一把火，这样就出现了2003年底到2004年，出现部分行业的投资过热，然后出现了产能过剩的问题。2004年、05年流行词就是产业过剩，国家发改委有材料说明各部分的产能过剩状况，但是到了2006年下半年，产能过剩好像不见了，谈的不多了，哪儿去了呢？有两个出口，一个是扩大投资，2005、06年每一年都是第一季度投资增长快。还有一个出路就是扩大出口，扩大出口的结果就是外贸顺差增加，外贸顺差增加后就把球踢到银行，银行按照现行的外汇管理制度，要把这些外汇换回增发基础货币，虽然银行采取了很多对冲措施，但是毕竟造成了流动性过剩的问题。

流动性过剩以后，一方面地方政府有投资的积极性，又赶上政治周期，07年要开十七大，地方政府有加速经济发展的热情，他们要上项目，说的不好听一点要搞政绩，需要贷款，商业银行又有欲望多贷款出去，造成进一步的投资扩大。我们解决产能过剩的两个出口，最后循环回来都是增加投资，这样使得未来会出现更严重的产能过剩，如果出现更严重的产能过剩，还是这两个出口的话，这就是一个不良循环了。这个不良循环的存在，应该说还是和亚洲金融危机对于中国的影响是有关系的。这是第一个问题，关于投资。

第二个问题，关于宏观调控。亚洲金融危机对于宏观调控也有很多的影响，先看这张图（见图），这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宏观调控的过程，大的宏观调控有这样几个。一个是1984年、1985年的一次经济过热，第二个是88年、89年的这样一次经济过热，第三次是93、94年的一次经济过热，所以在亚洲金融危机以前，那时候讲的宏观调控，都是讲怎么样压投资、压经济增长速度。但是亚洲金融危机给了我们一个冲击，就是告诉我们宏观经济运行不仅有通货膨胀，还会有通货紧缩，九十年代后期这一段，给我们上了生动的一课，在搞宏观调控的时候要注意通胀和通缩两个方向，和以前的宏观调控就不一样了。

所以从2003年再一次进行的宏观调控时，我们就聪明多了，效果也是比较的理想。大家看这三根线，红线是经济增长速度，黄线是投资，白线是消费，在2000年的时候可以看出来这三根线的数值差不多，2003年这三根线明显分开了，投资一下子增长到27％了，这是我们当时出问题的一个真实反映。再接下来我们开始新一轮宏观调控，目的有三个，第一个目的是保持经济的持续稳定快速增长，第二个目的是把过高的投资增长压下来，第三个目的是扩大消费行为，目前来看这三个目标都实现了，红线保持稳定，而且不断上升，在10％以上，黄线是在不断的下降，下降到2006年是24％，而消费白线多多少少是有所上升的。

从2003年开始的宏观调控，如果看这三根线的话，应该说是比较理想的，从亚洲金融危机之后，这跟我们对宏观调控的深刻认识是有关系的，当然这三根线还是需要进一步分析，目前看来投资的增长速度还是过快的。接下来就是宏观调控常态性的问题。以前我们说宏观调控，大概有两条，一条是宏观调控或者是政府干预，是在经济出现问题的时候，不是经常要做的事，是偶尔为之。还有一个，政府的干预，主要是在总量上。那么在亚洲金融危机之后，对于那两个信条都了新的认识。一个是宏观调控不是再偶尔为之？而变成是常态的了，伴随社会主义的整个初级阶段。另一条，从2003年开始的宏观调控讲的是有保有压，不仅是总量的问题，而且有结构的问题，结构甚至是更重要的，这些都是从亚洲金融危机之后宏观调控出现的新情况。

从2003年开始的宏观调控，如果看这三根线的话，应该说是比较理想的，从亚洲金融危机之后，这跟我们对宏观调控的深刻认识是有关系的，当然这三根线还是需要进一步分析，目前看来投资的增长速度还是过快的。接下来就是宏观调控常态性的问题。以前我们说宏观调控，大概有两条，一条是宏观调控或者是政府干预，是在经济出现问题的时候，不是经常要做的事，是偶尔为之。还有一个，政府的干预，主要是在总量上。那么在亚洲金融危机之后，对于那两个信条都了新的认识。一个是宏观调控不是再偶尔为之？而变成是常态的了，伴随社会主义的整个初级阶段。另一条，从2003年开始的宏观调控讲的是有保有压，不仅是总量的问题，而且有结构的问题，结构甚至是更重要的，这些都是从亚洲金融危机之后宏观调控出现的新情况。

现在流动性过剩，应该说是一个总量问题了，吴行长下午讲的时候，能不能回答我这个问题呢？（笑）。我们从2003年开始，都是讲有保有压，实际上这是一个结构性的宏观调控。现在流动性过剩以后，这个问题变得越来越严重，怎么去认识宏观调控中总量调节和结构调整之间的关系呢？这是我们面临的新的问题。我想我就讲这些了，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