受访者小传

朱崇实，1977年高考考生，现任厦门大学校长。

和许多77级考生不同，朱崇实获得恢复高考消息的时候，原本在农村插队的他刚被选拔到福建省建阳县党校当理论教员。

“一方面有上大学的强烈愿望，另一方面又担心向组织上提出上大学的要求不太合适”。一个天气燥热的日子，心情矛盾的朱崇实独自在资料室埋头看书，没想到党校校长走进来主动问：“今年要恢复高考，你有没有什么想法？”朱崇实如实作答。

“我看出来了，你不是留在这个地方的人，你可以去试一下。”校长的鼓励，让朱崇实特别感动。

厦门大学经济系是朱崇实填报的第一志愿。为什么要选择经济学？在农村插队时，朱崇实就组织过读书会，把马恩选集、列宁选集、毛选的很多文章都读了个遍。另一件事情对他影响很大。1974年春节前夕，担任生产队保管员的他，和会计、出纳一道将集体鱼塘的2000多斤鱼运到县城去卖，打算将卖鱼的钱拿来给乡亲们分红。不想刚一进城便被逮住，硬说这是资本主义尾巴。朱崇实心中不服，总觉得有必要研究一下制度问题。

1982年，朱崇实从厦大经济系毕业后留校任教；1985年国家公派赴南斯拉夫留学，1990年5月获南斯拉夫贝尔格莱德大学经济学博士学位，同年回国；1999年8月赴波士顿大学和哈佛大学进行高级进修。2003年6月被任命为厦门大学校长。

2006年10月，厦门大学校长朱崇实在山东大学的一次演讲，引发了“高尔夫该不该进校园”的争论，一向低调务实的他“不经意间成了名人”。

然而，朱校长同时讲的另外一句话，“精英教育是在高等教育大众化阶段特别要注意的问题”，却被很多的人忽略了。

精英教育是怎样的教育？中国还需不需要精英教育？精英教育该怎样进行？带着这一系列问题，我们与朱校长进行了坦率的交流。

大学不能完全被市场牵着鼻子走

记者：1999年以来，中国的高等教育实现了超常规发展。在社会强烈呼吁教育公平的今天，你在一些场合的讲话中一直强调高水平大学要坚持精英教育，为什么要提出这个问题？

朱崇实：我想首先应对什么是精英要有一个准确的理解。现在社会上有一些人把精英等同于贵族，把精英理解为高高在上、和人民大众相对立的一个群体，我觉得这是完全错误的理解。

我个人认为，精英是这样一个群体，他们有着远大的理想，他们愿意为社会的进步、为国家的进步、为民族的进步贡献自己的一切。这个群体不仅有理想，同时还具有多方面的才能和素质。他们都具有某一个领域、某一个方面的才干，能够用自己的言行影响周边的人，而且能把周边的人都团结在自己的周围，为其崇高的理想和目标去奋斗。

在高等教育大众化阶段，要特别特别地注意精英教育问题。我的理解是，在大众化教育阶段，教育要紧紧把握市场的脉搏，要紧紧地把握市场的导向，要紧紧地按照市场的规律去办学，但千万千万要注意，在这样一个阶段，我们的教育不能完全跟着市场走，甚至被市场牵着鼻子走。这就是我理解的精英教育，它既要根植于市场，同时又要高于市场。

记者：我们知道，世界许多著名大学的校长都非常强调大学的使命是为未来培养青年领袖，而我们现在的大学教育则更多地强调为就业做准备，你怎样看待这样一个看似矛盾的问题？

朱崇实：不同类型的大学，应当有不同的目标。我觉得，中国现在有2000多所大学，99%都应该以市场为导向，让毕业生将来有自己的就业岗位。但是至少要有1%的大学或是四五十所高水平的大学，目标要和国外那些世界一流大学的目标一样，志在培养领袖型人才。

美国不少大学校长就明确提出，他所培养的学生不单单是在自己的国家和社会成为领袖型的人，而且要成为世界的领袖，他主张他的学生要有国际视野和全球化的思维。如果我们中国，没有这样一批学校、没有这样一批校长具有这种眼光，而只是焦虑我的学生将来出去能不能找到一份工作，那就危险了。

记者：那么，你的意思是不是认为，在进入高等教育大众化阶段的情况下，中国不能忽视一批高水平大学的建设，不能忽视对一批优秀人才的培养？

朱崇实：中国应不应该有若干所世界一流大学，应不应该有一批世界知名的高水平大学？目前社会对这个问题的认识并不统一。中央提出实施“211工程”、“985工程”这样的战略构想，有很多人对此不理解，甚至批评反对，认为北大、清华拿那么多钱，干什么啦？其实这是非常短视的看法。

中国必须建设一批具有很强实力的高水平大学参与世界竞争，中国一定要有若干所一流大学来培养社会所需要的精英。我认为，国家和政府就是要对这样的学校给予更多的帮助和支持，同时提出更高的要求。

尽最大可能创造一个鼓励创新的文化环境

记者：最近，厦大将只有专科学历的谢泳聘到人文学院当教授，此举受到知识界的广泛赞誉和肯定。当然不只是一个谢泳，据我们所知，厦大为引进人才不遗余力，而很多学者也愿意选择厦大。除了校园美丽、气候适宜这些客观条件以外，是不是还有其他一些更重要的因素？

朱崇实：一所大学是否有魅力，不仅在于其优美的校园环境，更重要的还在于有没有独特而优秀的文化。

在重视人才方面，厦门大学是有传统的。早在创校之初，陈嘉庚先生就提出了“群贤毕至”的想法，吸引了国内外众多的优秀学者在厦大执鞭授业，为把厦大办成“南方之强”奠定了最重要的基础。

20世纪40年代，因抗战影响，厦门大学内迁闽西长汀办学，在极端艰难困苦的情况下，萨本栋校长千方百计延揽大批名师，并要求教授、副教授全力为学生上课，他自己也以身作则，使得厦门大学的人才培养取得显著成绩，在全国大学生学业竞赛中两次蝉联第一。

在当今改革开放的社会背景下，我想，在尊重、服从宪法的前提下，学校应尽最大可能创造一个鼓励创新的文化环境，从制度上，保证各类学术组织正常开展活动；从机制上，提倡学术民主，允许学术自由，鼓励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对于各种各样的自由思想，给予尽可能多的保护和宽容。我们应该有这个自信和胸怀。

记者：在厦大，我们也听到一些关乎你的“微辞”，有人认为目前学校为学生创造的生活、学习条件太好了，你对学生提出的各种要求过于宽容。你为什么要这样做？

朱崇实：19世纪初，德国柏林大学创始人洪堡就强调，学习自由是构成学术自由的重要组成部分，学习自由是探索和认识真理的先决条件。

在选修制的积极倡导者哈佛大学校长艾略特看来，大学应该给学生更多的自由，让他们选择自己感兴趣的科目。学校提供自由选择的机会可以进一步培养和训练他们的责任感，他们步入社会以后会将这种责任感发展成为对社会的责任感，这才是高等教育的真正目的所在。

凡是世界著名的研究型大学，无不在学生的自由学习上下工夫。其根本目的都在于尊重学生的兴趣、爱好以及能力趋向，为学生个性自由发展创造充分的空间。我体会，优秀人才培养应坚持以学生为本和个性化的培养原则，我们要尽最大的努力，不仅为学生提供良好的生活条件与环境，还要为他们的全面发展打下较好的根基。

帮助学生树立正确的人生态度是精英教育的应有之义

记者：这次来厦大，听到一则关于你的新闻：在2007届研究生毕业典礼上，你的一番即席感言竟然是提出忠告，据说这让同学们非常震动。这是基于何种考虑？

朱崇实：不久前，我看到《参考消息》选登了台湾《中国时报》一篇新闻，题目是：《历数高学历新人七大罪状：“蓝领劳工”告状信震动台大校长》。文章中说，有些社会新人，“活在高学历的光环下”，“过于自私”，“没有时间观念”，“身段不够软”，“缺乏谦虚”，“没有敬业精神，不够尊重工作”，“借口太多”等七大缺点。我感到，这个问题值得教育工作者注意，也值得同学们深深思考。

可以说，只有学校是世界上最宽容的地方，学生在校园里表现得散漫一点、个性化一点，说话出格一点，都是可以接受的，但走上社会就完全不同了。所以我想对同学们说，你们有理想有抱负，也有知识和本领，但要实现自己的理想和目标，还要有正确对待人生的态度、正确对待工作的态度。在我看来，帮助学生树立正确的人生态度，这也是精英教育的应有之义。(谢湘 陈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