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像所有的学校都在培养精英,但其实又都培养不出精英

什么人是精英？

“精英是整个社会最上层的那群人,永远是少数。最简单的衡量方式，就是看资源的掌握，包括政治、经济、文化或是符号资源，此外还包括社会地位、政治影响、财富占有和文化创造。”复旦大学社会学系教授于海说。

谈到精英教育，一些人总会习惯性地将它与贵族教育进行比较。北京师范大学比较教育研究所副教授高益民认为，两者并不完全等同：贵族的教育带有世袭的味道，开始于早期的家庭教育，如请家庭教师来训练贵族式的礼仪；精英教育则与身份无关,重在培养学生的精神、品格和悲天悯人的情怀。

也许全社会对建设世界一流大学的渴望，造成了国内自1999年高校扩招以来的基建热潮，大学越来越多地跟“大楼”挂起钩来。也是在今年10月份，一则“高校大门造价排行榜”的帖子在网上流传开来。山东聊城大学的大门被评为“高校最大、造价最高的大门”，有网民称成本高达8000万；南昌大学、合肥工业大学等学校的大门也分别名列前茅。山东聊城大学校方后来出面澄清，其校门造价只有300万，其他学校也纷纷表示网上流传的数字过于夸大，但这些校门造价数字仍旧不菲。

硬件的建设紧锣密鼓，软件上却未必步步紧跟。

王艳(化名)现在在首都经贸大学读四年级，她说自己学校近两年来缩减了很多基础课，诸如大学语文、心理学、逻辑学等人文学科和理论学科，很多都从必修课或限定选修变成了任意选修。“这些课跟京剧、食疗之类的好听又好考的课放在一起，许多同学肯定会选后者。但我还是觉得，这些基础课程对人的思考方式有潜移默化的作用，不应该缺席大学课程。”

《大学有问题》的作者熊丙奇认为，精英教育不应面对市场进行功利性的导向，而是培养学生更有社会责任感,能够在社会上持续的发展,并实现个人的价值，进行通识教育，让学生尽可能多的做一个通才而不是专才。正如芝加哥大学校长所说的，“高校办学不应面向社会,应有自己的人才培养标准。”

从精英教育到大众教育

如果高等教育的毛入学率超过15%,就意味着高等教育从精英教育转为了大众普及教育——这是美国高等教育学家马丁特罗提出的理论。1947年，美国大量从二战退役的军人由于无法安置而纷纷涌入了大学，首次突破了这一比例;日本紧随其后,在二战后实行美国式教育体制,也在60年代中期成功转型；而一直以贵族世袭制为牢固阶层的欧洲也于70年代中期缓慢进入新阶段。而我国在1999年扩招后的第3年也实现了教育类型的转轨。

此时，中国高校的层次还没有分开。上到一流大学，下到民办学校,还是处于原先精英教育的模式。

以美国为例，现有的5000所大学分为不同的层次,10%的大学属于研究性大学,诸如“常青藤”。一流学校有几个标准：培养一流的人才,保证一流的生源和师资。虽然大众化高等教育是宽进严出,但精英学校以严进严出而闻名,严格的淘汰制和导师制,使得培养出的学生要么是诺贝尔奖获得者、国家领袖，要么许多是各领域的领军人物。

而一般的学校承担培养普通劳动者的任务。也就是说，不是每个学校都培养精英，但也不是每个学校都培养蓝领工人。

对中国来说也是一样的，一些水平远远不够的学校却也把发展盯向精英教育,造成了一个高不成低不就的混乱状况：好像所有的学校都在培养精英,但其实又都培养不出精英。《大学有问题》的作者熊丙奇认为，这其实是人才培养的严重错位和混淆的问题，而且目前不论什么等级的学校，人才培养定位都是一样的,没有人才培养的个性。他开玩笑地说，如果把两个学校的名字对调，学生之间也很难看出什么差别。

之前，香港大学在90年校庆上，时任特首的董建华表示，要以小规模的教学来培养社会精英，绝不能扩招。

扩招使得师资水平跟不上，教学水平大幅度下滑。而同时为了建设研究性大学的目标,以学术指标为考核标准,教授更多的在忙于做课题,而不是在培养学生。

高校精英教育的尴尬

北京师范大学比较教育研究所副教授高益民说，1999年以前的大学生总量少,他们似乎相对容易就走到了社会的中间位置,成为骨干。很多大学生具有一种自负和期待,精英意识浓厚,而这种意识会非常好地促进他们在大学里的学习和个人的发展。

现在，大学扩招使得社会上出现了很多大学生。而近两年来每年有近30%、数量超过100万的大学生根本找不到工作。大学生的精英认同感越来越淡漠。

教育部高校学生司有关负责人在今年5月曾表示，大众化时代的大学生不能再自诩为社会的精英，要怀着一个普通劳动者的心态和定位，去参与就业选择和就业竞争。

高校目前的主要任务，似乎是降低学生的就业期望——能有份工作就不错了，而一般的学校为了让自己招生有吸引力依然打着培养精英的旗号。精英教育在此面前变得分外尴尬。

曾经有所高校提出把本科生培养成高级蓝领,结果遭遇家长劝导孩子纷纷退学。虽然学生本人的心态已经难觅精英意识的踪影，但父母对于多年教育的投入还是存在较高的回报期望。千军万马浩浩荡荡搭上高校精英教育的末班车，却没想到要挤过大众就业的独木桥。

复旦大学社会学系教授于海认为，精英和平民的问题在中国社会变得非常突出,上层精英联盟的问题容易遭致平民的反感,因为他们垄断着所有的资源,而且通向精英的道路是被封死的。所以，呈现出的状况是，一方面这个社会提倡人人成为精英,大家都会羡慕精英, 然而本应是为老百姓说话做事,为民生民权奋斗的精英形象不在了，越来越多的精英形象的负面化使得社会上反精英的情绪日益浓厚，演变到看到精英出丑全社会鼓掌的畸形形态。

于海说，在这样的社会背景下，愿意坚持自己是精英的大学生也日益减少。(来源：《中国新闻周刊》；作者：孙冉)(刘芳对此文也有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