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产业转移的规模可能被夸大了。世界银行和华盛顿智库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专家最新研究发现，有部分产业将发生转移，但贫困国家排放量净增长数量很小。正如香蕉最适宜生长在温暖的地方一样，德国主要生产商也不会因为碳排放价格升高而悉数迁往中国。此外，贫困国家能源密集型商品产量增加将把资源由其他行业吸引过来。因而，从总体上看，如果欧洲和美国到2020年将排放水平在2005年的基础上减少17％，发展中国家排放增长幅度只有1％。和不做任何调整的情况相比，全球排放量仍然降低将近10％。所以，产业转移造成“碳泄漏”对于全球排放量的影响并不像人们担心的那样严重。

不过，这并没有阻止许多国家提高进口税收，特别是针对那些来自碳排放成本较低国家的商品。从环保规则更为严格的国家的角度来看，这一举动很容易理解。根据研究，美国要达到减排17％的目标，不得不将钢铁等能源密集型产品的产量和出口量分别削减4%和12％，这类生产企业自然会要求得到某种补偿或保护，难怪美国众议院通过的气候法案中包含了对碳排放要求宽松国家进口商品征税的规定。法国总统萨科齐也提议欧洲采取类似策略，如若不然就等于是在“助长产业转移”。

从进出口贸易的角度来看，关税不以碳排放为依据进行调整自然最好不过。即便是有相应的调整措施，其作用还要取决于具体的标准：究竟是以进口国自身生产相同产品的碳排放量为基准，还是以出口国生产时实际的排放量为基准。例如，美国生产一辆汽车产生10吨二氧化碳，每吨二氧化碳征税60美元，那么对进口到美国的外国汽车每辆要加收600美元税款。而如果以中国实际生产一辆汽车产生的二氧化碳排放量为基准，税款将增加一倍。如此一来，受损的将是发展中国家，因为它们倾向于使用更多的碳消耗型技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