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国经济处于企稳回升关键时期的当下，整个经济社会都强烈意识到启动民间投资对保增长的重要性。确实，随着4万亿元刺激经济的投资计划逐步落实，政府的投资能力已经得到了最大限度的释放，作为投资资金重要来源的银行贷款，增速也明显放缓。此时，如果民间投资不能及时大规模跟进，经济增长缺乏后续投资动力的支持，经济企稳回升的势头就难以保持。不过，民间投资的作用并非仅仅是“保增长”，其还有强烈的“调结构”和“促开放”的功效。也就是说，启动民间投资具有三重意义。

结构问题是我国经济运行中一个十分突出的问题。从2002年年底开始，我国经济进入了长达5年的扩张期。持续的、大规模的固定资产投资，形成了巨大的生产能力。而在新增投资中，相当大的一部分投向了制造业和房地产业，农业、节能环保、社会事业等经济和社会发展的“短板”领域的投资则明显不足。投资结构失衡所引起的经济结构和产业结构失衡，不仅导致了产能过剩，降低了资源配置效率，而且也加剧了经济运行的结构性矛盾，有碍于落实科学发展观，实现经济的持续稳定增长，同时也不利于提高城乡居民的福利水平。调结构，是保增长的必不可少的前提条件。而启动民间投资对调结构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其一，启动民间投资有利于形成合理的社会产品供求结构。目前，允许民营资本进入的行业和领域，都存在着高度竞争，也基本上都存在产能过剩。由于投资于这些行业和领域不具备投资效率，投资收益不佳，民营资本对这些行业和领域缺乏投资热情。而具有投资价值可以带来可观投资回报的行业和领域，则不存在产能过剩，但其大多存在垄断，有着各种各样的显性或隐性市场壁垒，限制民营资本进入。要启动民间投资，势必要打破行业垄断，让民营资本自由进入这些行业和领域，这不仅可以强化竞争，大大提高这些行业和领域的市场化程度和经营效率，消除行业暴利产生的制度基础，而且能够有效增加这些行业和领域的产品供给，有利于建立稳定、平衡的社会产品供求关系。其二，启动民间投资有利于形成合理的产业结构。我国现有产业结构存在的一个突出问题，是产业发展不平衡，主要表现为第二产业发展较快，而第三产业特别是服务业发展相对滞后。从服务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看，2007年发达国家服务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都在70%以上，中等收入国家为59%，低收入国家为47.5%，而我国这一比重只有40.1%。服务业涉及行业众多，门类齐全，劳动密集、技术密集和知识密集行业并存，在吸纳就业方面具有独特优势，同时，服务业特别是生活服务业的发展，还直接关系到城乡居民的消费支出进而关系到消费的增长。此外，发展服务业也是落实科学发展观，实现经济可持续发展的需要。服务业发展滞后，不仅不利于扩大就业，缓解日益增加的社会就业压力，而且不利于建立以消费增长为核心的协调的经济增长动力结构，不利于实现经济的科学发展。启动民间投资，解除对民营资本投资于服务业特别是高端服务业的限制，不仅可以改变二、三产业发展不协调的现状，优化产业结构，而且有利于扩大就业，促进消费增长，落实科学发展观。其三，启动民间投资有利于优化投资主体结构。过度依赖政府投资推动经济增长，是中国经济的一大痼疾，也是产能过剩形成的重要根源。在落实4万亿元投资计划刺激经济的过程中，政府投资和银行贷款主要投向了国有企业，投资领域中的“国进民退”现象十分明显。启动民间投资，为民营资本创造有利的投资环境，充分调动民营资本的投资积极性，扩大民营资本的投资行业范围和投资规模，无疑可以构建均衡的投资主体结构，改变经济增长过分依靠政府投资的状况，增强民间投资对经济增长的拉动力。

启动民间投资对“促开放”的作用是显而易见的。加入世贸组织后，我国已经履行了对外开放的所有承诺，对外开放达到了相当程度。相形之下，一些高利润行业，如金融、石化、电信、电力等的对内开放程度还远远不够，民营资本进入这些行业还存在着各种或明或暗的限制。这种所有制歧视的做法，有悖“国民待遇”原则，是对民营企业作为独立的经济主体所拥有的投资权的一种漠视和排斥。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各类经济主体不论所有制成分如何，法律地位都是平等的，都拥有平等的投资权。国务院虽然早就发布了“非公经济36条”，允许民营资本进入垄断行业，但这一规定至今没有落到实处。而启动民间投资，客观上要求打破垄断坚冰，推进民营资本的投资自由化。而这必然会大大促进那些尚存在垄断的行业的对内开放，提升我国经济的总体开放水平。

值得欣喜的是，政府正在采取务实的政策措施。旨在消除民间投资的制度壁垒、扩大民营资本市场准入范围的《关于进一步鼓励和促进民间投资的若干意见》已由国家发改委递交国务院，化肥经营领域对民营资本的进入限制也已取消。但我认为，要启动民间投资，除打破垄断外，还必须解决民营经济主体的融资难问题。目前，民营企业的融资难度和融资成本比国有企业高得多。因此，必须大力改善民营企业融资的制度环境和市场环境，增强民营企业的投资能力。(作者：苑德军 系本报专家组成员、中国银河证券公司高级经济学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