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3日，全球智库峰会在北京举行，来自世界各地的数百位政要、学者、诺贝尔奖得主、全球五百强CEO，就全球金融危机与世界经济展望的主题进行深入探讨，共谋全球发展。图为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理事长曾培炎、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周小川（右）与会。 中新社发 武仲林 摄

中新社北京七月三日电(记者 俞岚)中国央行行长周小川周五在此间表示，中国储蓄率近年大幅上升的主要原因,并非如国外研究者所言的中国家庭储蓄过快增长，而是企业和政府储蓄的激增。

周小川在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举办的全球智库峰会上指出，中国家庭储蓄占GDP之比“虽然比较高，但相对稳定”，基本保持在百分之二十上下，波动不大。

导致储蓄率快速上升的原因是企业和政府存款的增加。据他提供的数据，中国企业储蓄占GDP的比重，一九九二年为百分之十一点三，二00七年达到百分之二十二点九。同期，政府储蓄占GDP的比重，从百分之四点四提高到了百分之八点一。

相较而言，政府储蓄基数相对较小，因此，企业储蓄大幅度增长对中国储蓄率的变化作用更为明显。

他并分析说，中国企业储蓄率高和庞大的农村劳动力群体密切关系，在城镇化过程中，劳动力的成本相对低廉，企业获得的利润较高。而股权分布进一步加剧了利润向企业集中，因为“广大劳动者只能分享较少的公司利润”。

周小川说，中国经济调整的最优选择是扩大居民消费，直接拉动内需，并降低总储蓄率。但前提是要让民众有更多的财产性收入，“要让公众更多地分享企业的高收益”。

虽然目标明确，但周小川坦言，“这个事情说起来容易，做起来挺难”。在目前收入分配格局一时还得不到显著变化的情况下，次优选择是“适当维持和扩大投资率”。

他认为，中国一个具有潜力的投资领域是加快城镇化的发展，为未来人口的迁移、消费条件的构建和服务业的发展打下基础。而过多的工业投资则会造成过度产能。

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中国城镇固定资产投资前五个月同比累计增长百分之三十二点九；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五月份实际增长百分之十七点四，已接近二00一年以来的最高水平。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