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也要搞人造卫星”

在欧阳自远为首的中国学者对月球展开研究之前，中国空间科技事业已起步于上世纪50年代，起跑线则是卫星和火箭的研制。

1955年6月，在周恩来总理的亲自过问下，44岁的钱学森博士回国。8个月后，他向国务院递交了《关于建立我国国防航空工业的意见书》。这份意见书为中国火箭导弹技术的发展提出了重要的实施方案，实际上是一份关于我国航天技术的建议书。为了保密，钱学森用“国防航空工业”一词来代替“航天技术”。

“导弹是非常重要的军事武器，将来一定要大发展。”在一次中央军委会议上，钱学森这样说。周恩来总理亲自主持了这次会议。时任国防部长的彭德怀立即召集在京的另几位元帅，对钱学森的建议进行讨论，结果是一致赞成。

一个月后，中央书记处和政治局作出了在我国发展导弹事业的决定。钱学森受命组建我国第一个火箭、导弹研究机构———国防部第五研究院，并成为首任院长。

1957年，前苏联发射了世界上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1958年5月17日，在武昌召开的中共八大第二次会议上，毛泽东主席提出“我们也要搞人造卫星”。

不久，中央政治局开会研究决定，以中国科学院为主研制卫星，并且批准拨专款2亿元人民币。这在当时可谓“天文数字”。负责实施该计划的“581组”和三个设计院很快成立，研究所大楼和高空模拟实验基地也相继建成。第一个方案：计划在国庆10周年时发射中国自行制造的首颗卫星。

然而随后的三年自然灾害和“文化大革命”，导致研制被不断推迟，直至1970年4月24日，太空中才传来来自中国的声音———“东方红一号”我国第一颗人造卫星成功发射。

3个月后，毛泽东主席批复了一份发展我国载人航天的报告。1971年4月，80多家单位、400多名航天专家来到北京京西宾馆，对载人航天进行了深入讨论，确定了“714工程”发展载人航天。时任国防部五院院长的钱学森将飞船命名为“曙光一号”，计划在1973年底发射升空。但在那个政治动荡、经济困难的年代，国家已拿不出更多钱来支持和发展航天事业。由于经费的缺口，载人航天计划无力为继。“把用在载人航天上的钱，搞经济建设更有实际效果”，国内开始出现很大的争议。最终，毛泽东拍板，“载人航天的事暂停一下，先处理地球上的事，地球外的事往后放放。”

被否决的铁标“烙”月

此后十多年，载人航天工程虽被搁浅，但中国学者对于月球的研究却从来没有停止。

“从1962年，我国学者特别是中国科学院相关单位的研究人员就开始了对‘月球号’、‘徘徊者’、‘勘测者’、‘月球轨道’和‘阿波罗’等月球系列探测器进行跟踪性与综合性研究。”

欧阳自远院士说起那段日子，坦言“很苦闷”。“我们只能收集和研究别人公开的资料，而一些核心数据却根本拿不到。”但他同时感到很庆幸，“在跟踪研究中，我们与美国、英国、德国、俄罗斯、日本开发了不同程度的合作性研究，由此形成了一批年龄和知识结构合理的基础研究队伍，现在我们的探月研究基础都是那时积累下来的。”

1986年3月，四位著名的老科学家———王大珩、王淦昌、杨嘉墀、陈芳允联名呼吁“中国要跟踪研究国外战略性高技术的发展”，邓小平同志在这份建议书上作了“此事宜速作决断，不可拖延”的批示。

中央很快便组织了数百位专家就此事进行论证。之后，选取了生物技术、航天技术、信息技术、先进防御计划、自动化技术、能源技术和新材料等七个领域的15个主题项目，作为我国今后发展高技术的重点。这就是“863计划”。

由于航天技术是863计划选定的第二个高技术领域，因此“863-2”至今被冠在其研究子课题编号之前。航天专家在论证该领域的研究目标时，认为我国已经具备了返回式卫星、气象卫星、资源卫星、通信卫星等各种应用卫星的研制和发射能力，但在载人航天方面仍是空白。

当时的航天部组织了载人航天可靠性论证。但由于载人航天投入大，风险高，直接经济效益不明显，对于中国究竟要不要搞载人航天，专家们存在较大的分歧。这场争论一下子又进行了5年。

“其实在1992年前后，国内就已有科学家提出了‘嫦娥奔月’的想法。”

中国探月计划首席科学家欧阳自远院士回忆说，当时为了迎庆1997年香港回归，有人提出利用运载火箭往月球上发射一个象征中国的铁质标志，永远地将其“烙”在月球上，以此扬国威、鼓志气。这个设想当时在科学界引起了很大的争议，不过还是得到了一批学者的支持，很快便形成文字向中央打了申请报告，并计划在香港回归前完成发射任务。“这完全是从政治角度考虑的，基本上没有什么科学研究价值，而且还费钱。所以当报告打到中央后，被时任国务院总理李鹏同志否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