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此，时代周报联系了远在美国伯利恒的中国籍华人胡英，她是古城慧养母的密友，她在电话中表示：“我们当时给镇远福利院交了3000美元。” 胡英补充了一下，她依然保存这当年的收据。

至于这3000美金，镇远县福利院的姚福建承认，78个孩子，每个孩子都以3000美元的“抚养费”被外籍人士抱走的。以当年的汇率计算，这笔款项相当于人民币190万元。

乐乐(化名)大专毕业，在田溪村是个文化人，在他提供的一份文字资料中显示，2003至2005年期间，“镇远全县12个乡镇主抓计生工作的有关领导和计生工作人员将全县所有超生婴儿强行抱到该县福利院，然后再经该县福利院和该县民政局的有关领导将这些超生婴儿伪造假证以每个婴儿最低24000元人民币转“售”到国外去。2003年至2005年间，每年全县至少有100多个超生婴儿被强行抱到该县福利院，并且2005年至今全县还有超生婴儿被强行抱到该县福利院，不过人数相对少了很多。”

对于这份材料，石光应也承认，2003年之前，镇远县之所以要成立那家福利院最主要的原因就是为了专门寄养那些被计生部门从各乡镇强行抱来的超生小孩，然后再等待那些国外家庭出“抚养费”来领养，从中牟取暴利，但2005年至今抱去的小孩人数相较少了。

据民政部公布的《外国人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收养子女登记办法》中，并无中国福利机构向外国收养者收取“抚养费”一说。只是第15条提出，“国家鼓励外国收养人、外国收养组织向社会福利机构捐赠。受赠的社会福利机构必须将捐赠财物全部用于改善所抚养的弃婴和儿童的养育条件，不得挪作它用。”

寻找还在继续

windy不会放弃寻找古城慧的亲生父母，也会寻找在美国复姓“古城”的其他孩子，“windy事实上还在镇远资助了好几个孩子，也是为了让古城慧知道自己有个根在中国。”

镇远县民政局在新中街一条极为不起眼的巷子里。微风徐徐掠过，让这个民政局的小院子显得清新宜人。

6月30日下午3时左右，民政局办公室的罗琼珍向时代周报表示。“我们送出去的婴儿百分之百，绝对是弃婴或者孤儿。”但对于李泽吉和杨水英的“老三”和“老五”，罗琼珍犹豫了一会，“假如小孩的亲生父母，通过调查真的还在，可以通过省里办理相关手续，将孩子送回来。”

而寻找被贩卖的女婴和养父母寻找亲生父母的行动其实已经展开了。

6月24日，镇远县公安局胡云龙和蕉溪镇派出所蔡永飞，双双来到焦溪镇田溪村的陆显德家中了解被抱走的婴儿一事。在陆显德家调查时，胡云龙接到一个电话，胡云龙在电话中称：“我来调查只对我们局里负责，至于对方是谁我管不了那么多。”但临走时，胡云龙仍提醒陆显德：“如果村里面和镇里面有人问你们，就说我们没来过。”

6月30日下午2点左右，镇远县公安局梁宏颢局长向时代周报解释称，虽然派了警员到下面调查贩婴一事，但所有的问题他们目前还没有了解清楚，“并且最重要的是，我们只是协助相关部门进行调查。”当记者问起是什么部门时，梁宏颢犹豫了几秒钟，淡淡地说：“很多很多部门。”他还表示，自己是2007年调到镇远县担任公安局局长，所以当年贩婴的经过，都不清楚。

而美国方面，胡英表示，古城慧从贵州来到美国已经好三四年，目前大约6岁，她的生活很好，身体很健康，而且喜欢游泳，喜欢体操，和她的美国哥哥关系也很好。而古城慧的美国妈妈Windy也曾经尝试让她接触一些中国的东西比如学汉语，包饺子，但她兴趣不大。

而在古城慧的养父母这方面，胡英表示，自从2006年开始，windy已经感觉到古城慧的家人还在中国，所以想尽了一切办法与其生父母联系。“但是当时的资料都很凌乱，所以找到古城慧父母的可能性真的很小。”胡英解释，当年领养古城慧时，她在资料上的情况是在羊坪镇政府门前捡到的，随后被送往孤儿院，但是在2005年将古城慧带到美国以前，还听到寄养古城慧的阿姨说这个孩子其实来自涌溪镇。“这可能意味着福利院已经将所有孩子的出生地全部打乱了，所以这个消息让人觉得很迷茫，也很沮丧。” 更重要的是，在镇远福利院提供给windy的材料中，有关于《贵州都市报》刊登的消息，都复印在了一份A4纸上，“我们现在已经不敢确认这份资料的真假了。”

而之所以所有的女婴都被称为被遗弃，是因为《收养法》第四条规定，只有丧失父母的孤儿以及查找不到生父母的弃婴和儿童才可以被收养。

不过胡英说，windy不会放弃寻找古城慧的亲生父母，也会寻找在美国复姓“古城”的其他孩子，“windy事实上还在镇远资助了好几个孩子，也是为了让古城慧知道自己有个根在中国。”胡英说。

但是假如真的找到了，至于是否会送回国让其家人继续培养，还很难说。“但一定会和生父母取得联系，让他们知道自己的孩子过得怎么样，也让孩子知道真相，然后继续在美国生活。

超生女婴：谁还在爱着你

尽管如此，李泽吉也承认，自从“老三”被抱走以后，自己并没有去福利院看过小孩，他的解释是：小孩都寄养在各个阿姨家，就算去了也找不到。

尽管镇远福利院曾“收养”过80名女婴，但这些年间，福利院并没有和女婴家长发生争夺小孩的实质性斗争，并且在时代周报的采访过程中，记者也发现，被抱走的女婴和生父母之间，其亲情并没有想象的这么亲密，其中最重要的问题，还是出现在经济上。

李泽吉夫妇分配到的耕地只有7分，全部种下了稻谷，但是他们的地不向阳，一年下来，产量最高只有600斤。“这个产量还不够自己家人吃，所以不得不经常跑出去打散工。”李泽吉说，即便如此，李泽吉夫妇一年的收入也只有4000元，算上维持生活的开销，一年下来，家里还是没有丝毫积蓄。

“所以几万元的罚款，我们哪里交得起，只能把孩子交给他们，用来抵那笔钱”李泽吉说。

尽管如此，李泽吉也承认，自从“老三”被抱走以后，自己并没有去福利院看过小孩，他的解释是：小孩都寄养在各个阿姨家，就算去了也找不到。

同样的情况，也发生在了杨水英身上，不同的是，杨水英在谈及自己的“老五”时，眼里攒了些泪花，她说自己是个文盲，万一女儿回来了，只会说欢迎她回来。

重男轻女的思想在当地并不让人觉得有问题，“我们田溪村有60%的人都超生，超生的都是女孩。”李泽吉说。为此，李泽吉为自己2岁的儿子起了个大气的名字，叫李福耀。

李福耀还只能牙牙学语，但是他的左手已经戴上了保佑他健康成长的银手镯，并且还有自己的鞋子，而和他在一起玩耍的两个姐姐(8岁的大姐姐在村里读学前班)，都只是光着脚丫。但另一个问题却开始困扰李泽吉和杨水英这样的家庭，假如孩子真的从国外被送回来，孩子是否能习惯贵州乡镇的生活习惯，杨水英和李泽吉都低下了头，只有杨水英讷讷地反问：“不习惯能怎么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