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对国家健康概念内涵的理解与把握，需要我们进一步尝试探讨和回答一系列问题：什么样的国家才是健康国家？健康国家的本质特征是什么？衡量国家健康的宏观判据和基础标准是什么？识别国家健康的关键因子和临界阈值是什么？以及如何实施国家健康管育，实现国家健康，实现科学发展和可持续发展？

一个健康的国家，必然是一个绿色发展的国家。绿色，不仅代表生命，象征活力，预示健康，更是一种信仰，一种文化，一种文明；绿色不仅是健康国家的基本标志，更是健康国家的本质内核，是衡量一个国家是否健康的“指示器”。绿色发展是指国家生理代谢、运行机制和行为方式等建立在遵循自然规律，有利于保护生态环境的基础之上；国家经济社会发展要与生态环境容量相适应，不能以损害和降低生态环境承载能力和服务功能为代价，不能以危害和牺牲人类健康和幸福为代价；以追求经济、社会与生态环境协调可持续发展，实现生产、生活与生态三者互动和谐、共生共赢为基本目标。绿色发展是国家健康的必选之路，绿色发展的核心标志体现于以生态健康为标志的绿色生命支持系统、以生态经济为特征的绿色国民经济系统、以生态文明为主导的人文社会系统三个基本方面。

一个健康的国家，必然是一个节约发展的国家。节约就是创造国家财富，节约就是提升国家竞争力；节约是健康国家的本质属性和内在要求，节约是一个国家生理代谢和行为责任是否健康的重要标志之一。“历览前贤国与家，成由勤俭败由奢。”历史告诫我们，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乃至一个家庭，只有崇俭和节用，以勤俭立德，才能兴旺发达，实现持续健康发展。节约发展的核心内涵是指一个国家在其生存与发展过程中，通过对资源的科学配置、高效和循环利用、有效保护与替代、公平公正占用，充分挖掘“节约红利”（Economy-dividend），实现资源对国民健康和国民幸福综合贡献的“跨越式增长”，实现资源综合利用效率的“倍增式跃进”，实现资源综合利用效益的“台阶式提升”。

一个健康的国家，必然是一个行动敏捷的国家。行动敏捷是国家健康与否最显著的标志之一。进化论的奠基人查尔斯·达尔文（Charles Darwin）有句名言“存活下来的不是那些最强壮的种群，也不是那些智力最高的种群，而是那么对变化做出最积极反应的种群。”种群如此，国家亦如此。从农业时代，到工业时代，再到信息时代，每次时代的跃变，都使得国家敏捷度有一个质的提升，如果说过去国家生存法则是“大的战胜小的”或“强的战胜弱的”，那么今天国家生存法则是“快的战胜慢的”，即“敏捷化生存”。在当今信息化和全球化“双轮驱动”的时代，应对“时空压缩效应”、“瞬时效应”、“不确定性”和“高风险性”的挑战，要求国家组织结构本身更富有弹性、灵活性、协调性，国家更富有应变能力、适应能力、学习能力和危机处理能力，能够使用变化的、创新的方式、方法和手段，应对崭新的、错综复杂的、瞬息万变的挑战。

一个健康的国家，必然是一个进取创新的国家。进取创新是国家心理行为健康的内在规定，是国家健康与否的核心标志之一。著名历史学家汤因比（Arnold J. Toynbee）在研究过21种在历史上曾经出现过、后来相继消亡的文明之后的出结论，这些文明死亡的原因，无一例外，都不是他杀，而是自杀。文明自身丧失了进取创新的活力，必然会被历史淘汰出局。进取创新是国家财富的源泉和兴旺发达的不竭动力，是国家行为品格的精髓，是国家永葆青春的生命线。一个国家在其成长、崛起和兴盛之时，无不具有与时俱进，开拓创新、自我革新的品格；反之，则必然由盛转衰，甚至最终走向衰亡。创新是当代国家必然的生存方式和发展选择，历史和现实都告诉我们，只有创新型的国家才能实现繁荣富强，只有创新型的民族才能兴旺发达，只有创新型的政党才能永葆先进性。

一个健康的国家，必然是一个负责任的国家。国家作为一个行为主体，必须为其国民的安全、健康、幸福生活和可持续发展承担和履行责任，同时，国家作为国际社会中的一员，出于道义和社会责任，应为全人类的安全、健康、幸福和可持续发展承担和履行责任，即国家责任（National Responsibility）。一个国家是否富有责任、是否勇于承担责任、是否有能力出色地完成责任，是其心态、行为和道德健康程度的直接反映，它也构成了国家是否健康的基础判据之一。一个伟大的国家往往并不是因为她比别的国家富裕和强大而被世人尊敬，而是因为她的“人格魅力”、“道德情操”、“诚信友爱”等品质而使世人“诚服”和“仰慕”。正如温家宝总理指出：“如果我们的国家有比黄金还要贵重的诚信、有比大海还要宽广的包容、有比高山还要崇高的道德、有比爱自己还要宽广的博爱，那么我们这个国家就是一个具有精神文明和道德力量的国家。”

一个健康的国家，必然是一个和谐发展的国家。和谐是以事物的矛盾和差异为前提的，是运动中的平衡，差异中的协调，纷繁中的有序，多样性中的统一，是和而不同，互相包容，求同存异，共生共荣。和谐是国家健康的特征向量和本质属性，是对国家运行状态的一种理想的描述和表达。国家和谐不仅体现在人与自然关系的和谐，人与人关系的和谐，而且还体现在国家与国家关系的和谐上。和谐理念，源于中国,属于世界，中国明确提出了国家发展的“双和模式”，即对内致力构建“和谐社会”，对外倡导共建“和谐世界”。胡锦涛总书记指出“我们所要建设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应该是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社会。”世界既是平的，又是断裂的，“和谐世界”是国家实现和谐发展的外部必要条件，“和谐世界”超越了国家的自私和自我中心，中国提出“努力建立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和谐世界”的理念正得到国际社会越来越多的理解、赞同、支持和参与。

一个健康的国家，必然是一个国民幸福的国家。如果说“财富型”国家和“力量型”国家追求的理想境界是“寓富于民”、“民富国强”，那么“健康型”国家追求的理想境界则量是“寓福于民”、“民福国康”，即把以人为本，谋求国民幸福，追求国家健康，作为国家发展的最终目的，作为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的出发点和归宿点。国民是否幸福以及幸福水平的高低是检验国家发展的最终标准，也是检验一个国家是否健康的核心标准之一。一个健康国家应始终把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的宗旨定位于尽最大努力为全体国民创造幸福生活放在第一位，不仅要“让一切创造社会财富的源泉充分涌流”，而且更要“让一切创造国民幸福的源泉充分涌流”，还应不断提升国民幸福水平，以更好、更快、更大地提升国民幸福水平。只有超越唯财富”、“唯实力”、“唯竞争力”这些传统发展理念和发展模式，引入“寓福于民”、“民福国康”的新型发展理念和发展模式，才能彻底医治上述传统发展理念和发展模式带来的形形色色的“国家病”，从而使国家真正迈入“民福国康”这一发展理念和发展模式主导之下的健康发展轨道。

一个健康的国家，必然是一个协调发展的国家。国家作为一个“自然—经济—社会”复合系统（NES），三者之间有机统一、相互耦合、协同协调是国家复合系统健康发展演化的内在规定和本质要求。国家协调发展表现为指支撑国家生存与发展的诸要素、诸方面、诸层次之间在质量上相互适应、数量上相互匹配、功能上相互促进，在整体上呈现一种良好的状态和有序的过程，呈现出多维度、多层次、多要素的经纬交织的特征。从全面、综合和整体的角度看，国家协调发展的基础宏观判据表达为以下三个方面：首先，表现为支撑国家生存与发展的三大本质要素和独立变量——“国家财富、国家力量和国家健康”之间的平衡协调程度。其次，表现为表征国家发展与进步程度的“物质文明、精神文明、政治文明、生态文明”四者之间的平衡协调程度。最后，表现为构成国家生存与发展的代谢、免疫、神经和行为四大系统之间的整体协调及其系统诸要素之间多维度、多层次的平衡协调程度。

（摘自科学出版社出版的《国家健康报告》 杨多贵 周志田等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