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业差距与西方缩小，导致中国间谍案高发

“力拓案”中曝光的胡士泰等，不过是间谍侵扰中国的漫长历史中的“后来者”。

改革开放后，一些化妆成“国际友人”的商业间谍潜入中国。20世纪80年代，景泰蓝制作、“英雄”与“金星”不锈钢笔套的抛光技术、诸多中药制作、宣纸制作、湖南龙须草席制作等传统技艺和专利技术纷纷外泄。

江涌称，现阶段中国之所以成为商业间谍案高发期，主要因为近年来中国在一些行业领域，如电信、网络、生物、航天等，与西方的差距迅速缩小，这些企业、行业的核心技术是相关对手极力想获取的“竞争情报”。

他强调，国有企业尤其是大型央企，由于掌握众多而广泛的资源，往往成为工业间谍工作的重中之重。

“西方如今对华情报工作，比任何时候都密集”。江涌说。

“力拓案”曝光前，“经济安全”是个冷僻的概念。江涌觉得，有些人说经济是“越开放越安全”，“中国是全球化的最大受益者，世纪金融大危机的最小受损者”，这不仅麻痹了自己，也麻痹了国人。

其实，在现代商业社会，情报人员可谓无孔不入。比如，国外评级机构给中国企业评级，为中国资本市场“看门”；跨国会计师事务所给中国企业审计，给中国充当“账房先生”；跨国投资银行给中国做咨询顾问，不仅有企业，还有政府，为中国发展“出谋划策”。这中间，就隐藏着大量情报人员，他们可能会以各种合法的身份做伪装，窃取中国的商业情报和商业秘密。

工业间谍的另一个重要“掩体”是非政府组织(NGO)，一些西方非政府组织在华苦心经营多年，在高校、科研部门乃至在一些中央与地方政府部门，有着广泛的人脉与良好声誉。一些基金会常年为中国学者出国学术访问提供资助，同时为一些高校与研究机构的项目提供资助。

江涌说，某些基金的研究项目设计得非常“巧妙”，与我国的重大研究项目相一致，当某个重大研究项目快要结项的时候，该基金就会找上门来，向课题负责人或重要承担者，直接提供同样或近似的项目研究资助，如此即可经济快捷、轻而易举地拿到相关研究成果。

对于此类情报渗透活动，中国政法大学教授杨帆称之为“里应外合”：跨国公司通过各种手法，拉拢一批国内有影响的人物，为其摇旗呐喊、卧底刺探。这里有自称“精英”的学者、利欲熏心的“企业家”、“高瞻远瞩”的官员。“他们或发表言论，或引导舆论，充当外国的买办，更有甚者可以大笔一挥，多少人的心血顷刻付诸东流。”

在“力拓案”之前，商务部条法司正司级巡视员郭京毅等，因涉嫌出卖国家经济主权被查处，应该是“最典型”的经济安全案件。该案中，在涉及有关外资并购的法律法规制定和司法解释时，中国官员收受外商贿赂，在法律上故意留“后门”，帮助外商在中国进行行业并购。

江涌认为，那种针对一国经济政策和宏观决策的“间谍行为”才最厉害，它会悄无声息地将国家经济政策引向歧路，当你觉醒时，却发现已完全被别人俘获了，如同请君入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