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宜勇

中国必须在缩小基尼系数的基础上，扩大中等收入群体比重。数学分析上两者是严格对等的。到２０２０年，如果要中等收入比重达到５０％以上，中国的基尼系数至少要求降到３６％，农村至少要降到４４％，城镇至少要降到３１％。发达国家的中产阶级都是资本主义中后期的产物，城市化和工业化的水平都相当高，农村人口都在８％以下。中国目前是一个城乡二元结构十分明显的国家，农村人口占大多数，城市培育中等收入群体还有一定困难，农村如何培育中等收入群体更是一个大问题。

党的十六大报告提出以共同富裕为目标，扩大中等收入者的比重，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这个蓝图的提出让理论界耳目一新。也就是说，未来中国社会如何形成“两头小，中间大”的“橄榄型”社会阶层结构，则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中之重。由此，培育中等收入群体很有必要。但是扩大中等收入者的比重谈何容易，目前，必须全面深化对扩大中等收入者比重的任务和措施的认识。

第一，中国的中等收入群体，是国内的相对水平，不是国际的相对水平和绝对水平。国内一部分社会精英群体在这个认识上有明显的误解。有人一提中国中等收入水准，就照抄美国中产阶级的标准；也有人认为应该采用世界银行使用的中等收入国家的标准，这些都是时空错乱的结果。中等收入是一个结构性指标，这是出发点，描述中等收入可以使用对应的绝对指标，但是一定要符合国情。

第二，基尼系数一日不缩小，中等收入群体比重一日难提高。与此同时，中国要扩大中等收入者的比重，就必须加快城市化进程。在农村人口占６１％的情况下实现共同富裕，是难以想象的。上世纪８０年代初期中国基尼系数是０．２８，１９９５年是０．３８，到９０年代末为０．４５８（如果考虑腐败等非法收入，有人认为，中国的基尼系数是０．５１。）。按照世界银行的统计，这一数据除了比撒哈拉地区的非洲国家、拉丁美洲国家稍好外，贫富悬殊要比发达国家、东亚其他国家和地区以及前苏联东欧国家都大。据世界２０００／２００１发展报告资料稿，目前中国居民收入差距高于发达的市场经济国家如瑞典（０．２５）德国（０．３）、美国（０．３６１）。瑞典实行的是“力图以平等和公正的分配把经济增长与私人所有制相结合”的经济模式的典型的福利国家，其“五分法”的不良指数仅为４．５左右，远远低于国际平均水平。这种模式建立在较高生产力水平基础上，以“公平为主，兼顾效率”为目标，有很强的吸引力。

因此，中国必须在缩小基尼系数的基础上，扩大中等收入群体比重。数学分析上两者是严格对等的。到２０２０年，如果要中等收入比重达到５０％以上，中国的基尼系数至少要求降到３６％，农村至少要降到４４％，城镇至少要降到３１％。发达国家的中产阶级都是资本主义中后期的产物，城市化和工业化的水平都相当高，农村人口都在８％以下。中国目前是一个城乡二元结构十分明显的国家，农村人口占大多数，城市培育中等收入群体还有一定困难，农村如何培育中等收入群体更是一个大问题。

第三，中等收入群体主要不是看消费水平，也主要不是看财产的多少，而是看可持续的收入能力。比如德国的中产阶级其贷款规模可以是其收入２．５倍，许多财产不拥有完全产权，只拥有有限的不完整产权，这和拥有完全产权的财产就不能简单地划等号。尽管消费信贷是建立在一定信用的基础上的，但是由于消费信贷有放宽的比例，而且国外允许个人破产，所以在消费和财产的分析比较中需要慎重。

当然，也不可否认，前不久根据中国共产党十六大关于“完善保护私人财产的法律制度”的精神，宪法修正案草案将宪法第十三条“国家保护公民的合法的收入、储蓄、房屋和其他合法财产的所有权”、“国家依照法律规定保护公民的私有财产的继承权”修改为“公民的合法的私有财产不受侵犯”、“国家依照法律规定保护公民的私有财产权和继承权”、“国家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可以依照法律规定对公民的私有财产实行征收或者征用，并给予补偿。”这将形成有利于中等收入群体进一步发展的法制环境。

第四，虽然中等收入群体的标志主要表现为收入水平，但是扩大中等收入群体的决定因素在于发展教育，特别是高等教育。 国外中产阶级的形成是基于人力资本的积累，在企业内部，通过管理的垄断、技术的垄断、技能的垄断和知识的垄断，向传统资本垄断者索取超额的剩余价值的长期过程。俗语说：“知识就是力量！”，知识是中产阶级的真正力量所在。

２０００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现任芝加哥大学经济学教授詹姆斯·赫克曼在北京大学演讲时指出，中国目前对人力资本的投资低于世界平均水平，甚至低于一些发展中国家。中国现阶段存在物质资本投资与人力资本投资比例失衡的现象，这将阻碍中国的经济发展。人力资本是决定中国财富状况的最终决定因素，如果中国能够提高人的受教育程度，使他们能够使用２１世纪的新科技，中国的潜力就能发挥。

据世界银行发展报告１９９６年的统计数字表明：公共教育经费占ＧＤＰ的比重，世界平均为４．８％，其中瑞典，德国已达８％以上。中国预算内教育经费的比重，２００３年仅占３％。有学者利用１９７８－１９９６年教育投资与健康投资的数据作为人力资本总投资，计算出每增加１亿元人力资本投资，可带来次年近６亿元ＧＤＰ增加额，而每增加１亿元物质资本投资，仅能够带来２亿元ＧＤＰ的增加额。我国各级政府现在大约把国民生产的２．５％用于教育投资，０％用于物质投资。这两项投资在美国分别是５．４％和１７％，在韩国是３．６％和３０％。物力资本投资与人力资本二者投资的比例，中国是１２：１，韩国是８：１，美国是３：１。我国对人进行投资的支出，远远低于各国平均数。

第五，在企业内部，应该鼓励工人向雇主索取剩余价值。现在不宜提倡暴力和准暴力的方式，而应该用和平谈判的方式解决问题。通过三方政府、工会、雇主协会协商机制，实现雇主和雇员的社会伙伴关系。德国在２０世纪７０年代，就是雇主协会逐渐让步，使得中产阶级规模迅速扩大。协调劳动关系三方机制，是国际上经过１００多年的实践而形成的处理劳动关系的运作机制。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特别是近三十年来，无论是在关贸总协定（ＧＡＴＴ）的框架下，还是在世界贸易组织（ＷＴＯ）的框架下，这个机制为世界各国劳动关系的改善，经济和社会的持续协调发展，曾经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三方机制协调的一个重要内容就是集体合同。集体合同是工会（或职工代表）代表职工与企业就劳动报酬、工作条件等问题，经协商谈判订立的书面协议。集体合同的内容主要包括三个部分：一是劳动标准条件规范部分，这是集体合同的核心内容，对个人劳动合同起制约作用。主要有以下内容：劳动报酬、工作时间、休息与休假、保险待遇、生活福利、职业培训、劳动纪律、劳动保护等。二是过渡性规定，主要包括因签订或履行集体合同发生争议的解决措施，以及集体合同的监督检查办法等。三是集体合同文本本身的规定，包括集体合同的有效期限、变更解除条件等。集体合同是推进中等收入形成的重要制度。

第六，千方百计改善农民的收入预期。在加快城市化的步伐时，要加强农村金融发展，加大农村基础设施投入。政府只要增加一点对农村的财政拨款，再通过增加农村信贷，先把那些有回报的项目搞起来，就可能一面改善农村消费环境，一面提高农民收入，从而扩大农村的中等收入者群体。在加大对农村基础设施建设投入的同时，合理调整农业和农村经济结构，千方百计增加农民收入。

第七，加强对垄断行业收入分配的监督和管理，按国际惯例提高某些行业的市场准入程度，鼓励公平竞争，形成平均利润和平均收入。对少数特殊的垄断性行业，要加强收入分配的控制，防止分配差距过大。与此同时，还要逐步规范市场行为，完善竞争法规，创造平等的市场环境。当前尤其要破除不合理 的垄断，创造条件促进劳动力流动。

我国现阶段正处于产业结构的剧烈变动时期，优势产业的交替变化极为频繁。解决行业间存在的收入差距，最终要靠充分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来完成。在这个过程中，国家的责任就是制定反垄断法，清除市场准入壁垒。对于垄断行业的国有企业，国家不能放松对其分配活动进行监管，要制定工资指导线，加大对工资福利过高、增长过快行业的职工收入调控力度；加强对这类企业国有资产保值增值率、人工成本增长率的考核，严重违反国家工资政策的，要进行严肃处理。为此，劳动、财政、统计等有关部门应尽快建立企业人工成本监测指标体系，加强对企业人工成本的监测，定期发布行业的人工成本水平，指导企业与国内外同行业人工成本比较，合理确定本企业的职工收入水平。

对于某些垄断行业严重存在的收费过高过乱、服务质量差、生产效率低下等问题，一是要改革价格形成机制，二是要建立成本约束机制，三是要完善明码标价的规定，加强对垄断行业收费的监督检查，对一些垄断行业利用垄断地位乱涨价、乱收费的，一经发现，要严肃查处。

第八，税收制度对做大中等收入群体有重要的导向作用，作用原理是“限高，促中，提低”。据世界经济组织估算，中国的个人所得税完税率只有５０％左右，而在一些发达国家，如瑞典、德国等国完税率接近１００％。在个人税收方面，应提高个人所得税门槛，完善个人所得税法并加强征缴，开征遗产税，将过高收入调下来。目前全国个人所得税中，８０％来自工薪阶层，占有４０％以上社会财富的富人们，多年来逃税、漏税等早已成不争的事实，我国个人所得税漏收率为１００％。抗税就是违法，谁也不能例外。所以，

现有所得税项目的征管是要重点加强的环节，要严肃税收法制，增大对偷税漏税者的惩罚力度，充分发挥税收对收入分配的调节作用。

资料表明，一些国家在征收个人所得税前后，其个人收入的基尼系数有明显变化。１９７１年至１９９２年，加拿大个人收入的基尼系数，在征收个人所得税之前从０．４４７上升到０．４９１，在征收个人所得税之后却从０．３７２下降至０．３５９。我国个人所得税起征点过低，征管手段欠缺，工薪所得的税款占个人所得税款总额的比重较高，在调节收入差距方面的杠杆作用未能有效发挥。另外，目前城镇居民的贫富差距，更多地体现为财富占有上的差距，个人所得税的调节作用有限。对不动产、金融资产收益以及财产的继承与赠与，要通过合理设置税种税率，征收房产税、利息税以及遗产与赠与税等税种来进行调节。

第九，加强财富转移支付，逐步完善社会保障制度，不仅有利于缩小收入差距，而且有利于巩固中等收入群体的持久性。英国统计局的一份研究报告《社会动态（１９８５）》曾经指出：根据英国政府机构１９８２年对１４８６户最低收入者和１４８６户最高收入者调查的结果证明，在经过税收、社会保障收入的调整以后，前者每户的年平均收入由原来的１５０英镑增加为３２２０英镑，收入增长率为 ２１４６．６６％，后者每户年平均收入则由１７３９０英镑减少为１２２６０英镑，收入降幅只有２９．５０％但是收入差距明显缩小。在未进行税收和社会保障收入的调整之前，１４８６户最高收入者和１４８６户最低收入者收入之比为１１５．９３：１；在进行税收和社会保障收入的调整之后，这１４８６户最高收入者和１４８６户最低收入者收入之比降低为３．８１１一下子缩小了３０．４３倍，其作用应该说是非常显著的。由此可见，实行社会保障制度，特别是完善的社会救助制度，无论是对于调节国民收入再分配还是缩小居民收入差距、保障低收入者的基本生活，改善居民收入的分布形态都具有十分重大的意义。

第十，继续全面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在促进市场的发育完善、人才和劳动力的充分竞争以及劳动生产率不断提高的过程中，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继续打破平均主义，规范收入分配关系，形成收入分配“中间大，两头小”的合理格局。在初次分配环节，应尽量避免违背经济规律的人为因素和行政、计划手段的介入。实践证明，违背规律的做法，效果往往适得其反。比如工效挂钩的做法已经过时，要通过建立现代产权制度，完善公司治理结构，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初次分配要打破平均主义，再分配要加大调节力度。政府对于收入分配的宏观调控主要在再分配领域。 （作者为国家发改委经济研究所副所长、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