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改革，再难也要改

近几年，高尚全投入了极大精力来研究政府行政管理体制改革。

他提出“政府改革”，与他前些年发展“民本经济”的主张一脉相承，甚至是一枚硬币之两面。政府改革搞好了，可以促进民本经济的发展，发展民本经济必然要求政府改革；民本经济搞上去了，政府改革也就有了条件，政府改革必须顺应民本经济的要求。

改革开放以来，政府一直是改革的推动者、设计者，现在，改了一圈，改回来，要政府自己改自己了。高尚全认为，所谓入世，主要是政府要入世。国有企业改革、金融改革为何难有突破？阻力都是来自于政府转型的滞后。政府改革已成为改革的焦点。

有评论者认为，中国“十一五”期间的“政府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实际是低调启动“政治体制改革”。这个猜想或许有一定的道理。但这项改革的动力从何而来？高尚全也仔细掂量过改革的难度。用自己的手掐自己脖子，能掐痛吗？掐痛了会不会松手？

政府自我革命的难度，可想而知，但再难也要改。在论述政府改革的必要性时，高尚全用了“越位”、“缺位”两个词。“越位”就是政府干了市场能干的事，既是裁判员，也是运动员，担当投资主体，干预微观管理；“缺位”就是公共服务职能没有很好发挥，有权有利的部分抓得很紧，而服务职能不够，责任意识不强。“越位”的要“让位”，“缺位”的要“补位”。政府改革的复杂道理，他用了三个词就说清了。

除此之外，这两年他一直致力于有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理论创新工作。高尚全有一个理想，在十七大或稍后的中央全会上，能把自己近年来的某些观点吸收进大会报告或决议中。

其实，要说到对改革重大决策的影响和理论创新，高尚全有过辉煌历史：

1984年，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在计划与市场的关系上有了重大突破，提出有计划的商品经济概念。他与刘国光、吴敬琏、杨启先等人是这个“突破”过程的参与者、亲历者；

1986年，他提出“国家调控市场，市场引导企业”，吸收进党的十三大报告；

1993年，参加十四届三中全会《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起草工作，负责市场体系部分，他提出将劳动力市场和资本市场写进《决定》，并最终获得通过；

1997年，参加中共十五大报告起草工作，对所有制结构调整和人权问题提出建设性意见；

2004年，他和研究会同仁提出“政府转型是下一步改革的中心和重心”，这个观点被吸收在《中央关于制定十一五规划的建议》中，并被2005年3月的全国人大会议通过；

当然，也有没被接受的建议。譬如他建议，党的全会作出决定前，可以先建立网站，发布相关信息，通过网络广泛征求意见。

在经济学家中，高尚全是个不善演说的人。但他非常讲究表达的准确和深入浅出。这样的例子有很多：

——城市，古代中国有，西方也有，市场+城堡，就出现了城市。我们不承认市场，但总不能把城市叫“城计”(城堡+计划)！

——在1956年，上海的天气很热，企业为了不影响生产，采取降温措施。当时的降温措施比较简单，主要是风扇、鼓风机，但是企业即使采取这样的措施也没有主动权，要经过层层报批，当时经过十一个部门的审批，要盖十一个图章，等最后的图章盖完，夏天已经过去了。

——沈阳有两个厂，一个是铜厂，一个是电缆厂，这两个厂一墙之隔，但没有横向联系，电缆厂归机械部门管，铜厂归冶金部门管，冶金部门把铜调到别的地方去，电缆厂需要铜又要从云南等地调进，造成了大量浪费。本来两个厂发展横向联合，通过签定合同就可以解决，但是不行。

高尚全的这些“改革语言”，简明易懂，鞭辟入里，有的已编入中学课本。而这位老人所经历、所见证的28年中国改革史，应该是人类社会发展史上最直观、最经典的教材。（经济观察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