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验政府行政的新挑战

　　2009年以来，全国已经发生了六起垃圾焚烧引起的较大规模群体性事件，且还有继续发展的趋势。岳经纶认为，“如今，垃圾处理不是简单的环境问题和城市管理问题，而是一个非常敏感的社会问题。对政府而言，现在最需要去处理的不是垃圾围城的危机本身，而是政府的信任危机。”

　　《瞭望》新闻周刊在长达半年的跟踪采访中发现，政府在垃圾处理上的各种解释和说明，几乎无一例外地遭到群众的质疑。垃圾处理正在考验政府行政能力。不管是政府的“自说自话”，还是专家的“权威解释”，之所以屡遭质疑，不难发现，其中的“程序瑕疵”是最致命的弱点。

　　选址之所以一再遭到反对，尽管存在“谁也不愿意垃圾场建在自家门口”的“私心”，但政府事先的长远规划就是“软肋”。广东省人大代表朱列玉说，垃圾处理设施的选址，应该从整个城市规划的角度，作一个科学的规划，并建立起政府环境补偿机制，给予周边可能受到环境侵害的市民足够的补偿，甚至是整体搬迁，“选址非但没有尽早告知市民，甚至还藏着掖着，当然引起市民怀疑政府在与民争利。”

　　一味强调科学和技术的先进，也凸显垃圾处理政策措施缺乏“人性考量”。为了说服市民相信技术上能够真正做到对垃圾焚烧污染的可控，台北市政管理部门甚至将办公楼搬到了垃圾厂，并在垃圾厂大楼上开办餐厅。为了让市民放心，不少国家和地区的垃圾焚烧厂都完全对市民开放，随时接受市民的“突击检查”。徐建韵在接受本刊记者采访时，也坦承了这方面工作的不够，并打算学习“他山之玉”，在“晓之以理”之余，更多地动之以情。

　　岳经纶表示，在地方政府没有取得群众多数信任，没有达成社会共识之前，可以想到受影响的周边居民不会接受“焚烧无害”的说法，“他们会利用所有的资源和力量，持续反对垃圾焚烧厂的建设，从而使这些地区长期处于社会矛盾尖锐的不稳定状态，形成社会稳定的新的‘敏感点’。”

　　这一点，也是不少地区获得的成功验证。环保联盟台北分会总干事林正修说告诉本刊记者，从台湾过去十年垃圾处理的经验来看，解决垃圾问题有三个关键点：财政力量、技术力量、社会共识，“目前，财政和技术都是比较容易达到的，社会共识是最难做到却又是决定成败的关键。”

　　值得注意的是，不少地方都已经开始汲取多次群体性事件的经验教训，启动了系统化的垃圾处理之策。今年1月14日以来，广州市启动“垃圾处理，网上问计于民”的公众意见征询活动，持续两个月听取市民、专家和任何关心垃圾处理人士的意见。

　　时隔不到两周，广州市全面启动垃圾分类，将生活垃圾分为餐厨垃圾、其他垃圾、有害垃圾三类，分四色垃圾筒投放。与此同时，广州市城管部门已启动餐厨垃圾回收利用项目，只此一项，可以令进入终处理的垃圾减量4000～5000吨。广州市常务副市长苏泽群表示，广州中心城区有望2011年实现垃圾分类投放和处理。而且，为推动垃圾分类，实现垃圾处理规范化和法制化，广州市已于今年1月将垃圾分类列入2010年度立法计划。

　　为了让市民相信垃圾焚烧的污染是可控，各地纷纷邀请周边群众和环保维权人士出境参观其他国家和地区的垃圾焚烧厂，借此打消他们心中的疑虑。2月22日，作为北京反垃圾焚烧的代表人物、网名“驴屎蛋”的北京律师受邀随北京市市政市容管理委员会赴日本考察垃圾处理。在广州，城管部门也计划邀请李坑发电厂附近村民赴澳门参观垃圾焚化中心。官方希望通过这些成功的案例说服市民接受垃圾焚烧这一在国内极具争议的处理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