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似并无关联的一些行动，却预示着中国政府统计正在进行的一场大范围革新，尽管它来得有点迟。

成立南开大学统计制度和统计方法研究中心，统计系统司局级领导干部交流，三部委共同发起全国统计执法检查……近一个多月，国家统计局主导的这些举措，与内部已经着手或正在进行的地区GDP统一核算、主要统计指标环比试算、城乡住户调查一体化试点、调查失业率统计、居民消费价格指数(CPI)权重更新调整等，形成了一个推进统计改革的阵势。

这样的全力“反击”，恰恰反映当前中国统计所面临的严峻挑战，尤其表现在国家统计局局长马建堂所提到的“统计设计能力、统计数据采集方式、统计宣传方式、统计制度方法、统计数据质量等方面”。

有关中国官方统计数据的话题，除了枯燥无味的数据及方法论，剩下的便常常演变为半信半疑、质疑、牢骚，甚或嘲讽。滞后于经济社会发展现实的中国统计体系，其理念、方式方法的革新，也突破了统计部门的门户之界，提出社会诚信建设的迫切需要。

GDP迷宫

“我已经被中国的GDP(国内生产总值)绕进迷宫里了！”财新网博主贝乐斯在与网友交流中发出感叹。

让人迷惑的是，中国对外公布的统计指标与支出法GDP相应项目并不是一一对应，而是须进行有增有减的调整。

不只这位博主，由于统计部门不及时公布支出法下的投资与消费数据，经济学家、投行研究人士也常常只能找来替代数据进行分析。如，用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推算投资(需求)，用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加政府支出，推算消费需求。由投资、消费及净出口三大需求，再来分析预测中国经济形势。

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教授、财新传媒首席经济学家黄益平便设问，这样的转换对于统计专家来说可能不是问题，但我们的统计数据仅仅是做给统计专家看的吗？

如此局面，来源于两个方面：一是原有物质产品平衡体系(MPS)统计对象、统计方法、统计基础比较健全、比较成熟；二是某些主管部门业务管理的需要，过去以社会总产值、国民收入作为综合指标已深入人心。一位统计系统资深人士分析说，这造成只要有需求，统计部门就得保留的结果。

迷宫般的GDP数据，反映出中国统计体系转型期的混沌。在中国统计从物质产品平衡体系向国民账户体系(SNA)的过渡中，尽管上世纪90年代初，建立了国民经济核算SNA体系，但中国统计并未真正实现与发达市场的接轨。目前，国家统计局每月公布的固定资产投资和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仍然基于MPS体系。即使是公布的季度支出法GDP，其统计过程也并非按照西方的支出法核算，而是在MPS体系中国民收入的基础上进行调整而来。

不过，一位统计局官员向本刊记者解释，中国的市场经济体制与西方不同，政府作用较大仍需要进行投资的统计。比如，在实行经济刺激政策的过程中，进行大量基础设施投资，要花多少钱都要计划，统计部门要满足这种需求，客观反映这种情况，“统计不能突破现行体制，不能超前，统计如果不能适应政府需求就没有意义”。

支出法核算方式下，通常直接从企业和家庭花钱的角度来统计投资和居民消费。本刊记者从多位统计专业人士处了解到，支出法核算居民消费的住户调查，多年前在国内就已经进行，但是在GDP核算过程中一直未被采纳。

平均数之祸

今年2月至3月，一个简单的数字，让国家统计局局长马建堂度过了就任以来最难熬的半个月――2009年全国70个大中城市房屋销售价格上涨1.5%。

为了平息汹涌而起的质疑，国家统计局公布了《全国70个大中城市房地产价格统计调查方案》，称“将认真研究社会公众和专家意见，并予以改进”。

此后，马建堂也多次表示，现行房地产价格统计制度和方法确实有缺陷：基础数据来源基本靠房地产企业填报，而企业统计人员常变动；对因房屋种类、地段等因素而差异较大的样本进行综合平均统计，过度消除价格变化。

根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方案，房地产价格调查综合考虑房地产类型、区域、地段、结构等统计口径的一致性，即按照同质可比的原则，由70个大中城市每月上报至国家统计局城市司。按照不同类型的房地产的权重，加权平均计算当月的房地产价格同比数据。12个月的数据算术平均，为全年房价数据。2009年1.5%的涨幅，即如此得来。

这与国际上通用的方法一致，方案里对如何做到同质可比，也描述得很详细。理论方法没问题，但显然，公布的数据缺乏对特定时间的相关解释。

2009年前五个月，中国房地产价格处于同比下降状态，全年房价波动明显，有波峰波谷，算术平均值就比较低，不像都上涨、下降的时候，与公众的感受差别不大。有专业人士提出，如果增加公布一些辅助性指标，如几个典型月份的月度数据，这样公众就容易明白其全年波动。同时，统计部门也应进行相应的解释。而简单的1.5%，把一年的起起落落都平均掉了、抹杀掉了。

即使同样的方法，国外除了级差地租，住房差异很小，而中国住房的地方差异、城乡差异很大，这使得中国全年平均数背后，隐藏了巨大的差异。

虽然全国工商联房地产商会公布的2009年房价涨幅24%，以及中国土地勘测规划院全国城市地价监测组公布的住宅价格上涨25.1%，更贴近公众感受，但专业人士都否认了这一做法的合理性。

这种平均价格把地段、结构、一线和二线城市、区域差异都抹掉，不是加权统计，只是简单一般平均，“可能去年平均价格更符合人们主观的想法，但这并不表示这一数字完全反映了当前房地产的形势。”统计系统一位资深人士表示。

但是，也有国家统计局官员告诉本刊记者，平均价格虽然存在问题，但也可以提供参考，考虑到公布的房价指数只统计了70个大中城市，实际数值应该比平均价格高一些。

“中国统计长期以来，主要以平均数统计为代表，在差异性很小的时候代表性很强，现在平均数的差异慢慢显露。”专业人员认为，中国统计在这方面的适应性、调节性不够，只公布一个数字，很难把这种千差万别的差异化反映出来，“从统计本身来说，不进行差异化统计，是造成主观、客观差异大的最重要因素。”

“观念上、制度上、改革上的时差，并没有意识到这种习以为常的统计越来越与客观相背离。”统计系统资深人士建议，中国统计应加强结构性统计，而非总量性统计。以房地产价格为例，对不同月度的同比数据不能简单平均，而要按销售额赋予不同的权数，同时公布不同地区(一、二、三线城市)、不同地段、不同质量的房地产价格。

趋势向上？向下？

对于中国经济指标的波动，经济学家只能根据同比数据进行分析，但这种波动并不能代表趋势变化，且在一定程度上受到基数的影响，更准确反映短期经济走势的是环比数据。

“国际经济界通常更关注环比数据，因为它们更准确地反映了最新的经济走势。”黄益平解释说，同比数据的问题是包含了过去12个月的变化在内。

德意志银行大中华区首席经济学家马骏提出，“环比GDP一般比同比提前约两个季度反映经济拐点。”他称，在经济变动迅速的阶段，环比与同比往往显示相反的经济活动走势，如果决策者和投资者只能看到滞后的同比数字，就会造成误导。

国家统计局原计划3月公布一些主要指标的环比数据，但至今仍未完成相关准备。对此，统计局新闻发言人盛来运表示，统计局已经初步选定了要进行环比数据计算和发布的主要指标，初步拟定了计算这些环比数据的季节调整模型，并对历史数据分月、分季度进行了调整、整理，目前正在研究开发计算环比数据的季节调整模型的软件。

盛来运称，“为了慎重起见，也是鉴于环比数据计算的特性复杂性，同时还考虑到国家统计数据的敏感性”，待相关各部委意见统一后，才能发布。

除了环比数据，规模以下企业、服务业数据也在官方统计数据中缺漏。

根据经济普查数据简单推算，规模以下的工业企业，加上从事工业生产的个体户，就业人数应该占工业就业人数的44%左右。但目前全口径的工业数据，只有年度的工业增加值和GDP中的工业部分，日常统计数据中并未涵盖。

“规模以下企业可能在增加值上占的比重不大，但是在就业上确实很重要。”中国经济改革基金会国民经济研究所副所长王小鲁对本刊记者说。

而服务业，连规模以上企业数据也没有。目前服务业只公布一个年度数据，研究人员做短期分析，不得不用工业数据来代表整个经济运行数据。另外，服务业在统计中存在遗漏。每次全国普查后的数据修订，基本发生在对第三产业的数据调整上。

国家统计局发布的经济普查后的2008年GDP核算数据，修订后的数据较初步核算数增加了1.34万亿元，其中第三产业增加值提高了1.1万亿元，占GDP的比重也提高了1.7个百分点。

“经济普查表明服务业产值被低估，进一步验证了中国消费其实并不弱。”中国国际金融有限公司首席经济学家哈继铭为此认为，中国消费被低估。消费表面上的“疲弱”，部分源于中国服务业消费统计中的遗漏。

没有意义的数据

金融危机下，外向型企业纷纷减产或停工，大量农民工返乡，但被称为“新世纪以来中国经济最困难一年”的2009年，中国城镇登记失业率为4.3%，而经济过热的2007年，这一失业率为4%。事实上，2002年以来，中国的失业率一直维持在4%左右。

“中国政府发布了错误的指标――城镇登记失业率，对于判断真实失业率几乎没有用。”美国传统基金会亚洲研究中心研究员史剑道(Derek Scissors)对本刊记者直言。

官方发布的城镇登记失业率，在统计时将农民工等非户籍人口排除在外，同时也不掌握未主动登记的失业人口。

黄益平认为，市场化改革搞了30年，许多国有企业都民营化了，进城的民工也接近了1.5亿人，继续顽固不化地报告城镇登记失业率，其实是在浪费纳税人的钱，毫无意义，甚至可能误导国家的经济决策。

政府部门也承认这一数据的缺陷。“登记失业率不准确，我们也知道，不过，政府宏观调控时，并不是用登记失业率指标去判断。”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下称人保部)就业促进司一位官员向本刊记者坦言(参见本刊2010年第9期“失业率再调查”)。

2005年四季度，国家统计局启动半年一次的调查失业率统计。2009年3月国际金融危机期间，统计局在全国省会城市开始月度调查失业率统计。

国家统计局一位官员向本刊记者透露，目前，半年、月度的调查失业率数据仅报送国家发改委、人保部等国务院相关部门内部使用，用于研判就业状况和经济形势，制定相应政策。计划于2011年向公众发布。

与就业相关的另一数据――城镇职工平均工资也有类似的问题。国家统计局发布数据称，2009年上半年全国城镇单位在岗职工平均工资为14638元，同比增长12.9%。此数一出，有网友称工资“被增长”。

国家统计局解释说，现行城镇单位在岗职工工资统计范围，尚未包括城镇的私营企业和个体工商户。马建堂接受采访时也承认，城镇单位职工工资统计范围过窄，存在缺陷，“被增长”的说法他“看了也脸红”。他表示，非国有企业、私人企业、个体企业越来越多，具体什么时候纳入统计，还没有明确的时间表，但是肯定是要往前推进。

此后，国家统计局2009年底首次发布了城镇私营单位工资的统计数字，2008年城镇私营单位从业人员月平均工资为1423元，经修改之后，城镇职工月平均工资为2077元，较此前只反映国有企业、政府部门和事业单位的工资水平的2436元低15%。

即便如此，渣打银行中国研究部主管王志浩仍然质疑这一数字。此次统计仅涵盖1.9亿城镇从业人员，而根据官方数据，2008年城镇地区从业人员有3.02亿人，有1.12亿人没有被统计在内。

如果按中国城市化率达到45%计算，实际城镇从业人员很可能更接近4.5亿人，统计仅覆盖了42%左右。王志浩在报告中称，新的城镇平均工资很可能仍然存在高估，原因是调查没有覆盖数千万城镇就业者，他们的工资水平一般来说要低于国企和机关事业单位工作人员的工资水平。

哪来的10%

2009年8月底，江苏某市市人大常委会会议上，市政府报告公布，2009年上半年该市GDP同比增长10.2%。话音刚落，即有人大代表质疑，这一数字与同期工业用电量同比仅增长1.7%相去甚远。而且，该市经济结构长期以重化工业为主，耗电耗能较小的高新技术产业在全市经济中所的比例很小。

同时受到质疑的还有上半年当地农民人均现金收入增长12%这一成绩。

而该市政府发言人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希望媒体“从中挖掘新闻，进一步提升经济发展士气和信心，为全市的保增长提供强大精神动力”，云云。承载了政府如此“重托”的经济数据，它的变色便不难理解了。

“国内外投资专家认为，中国GDP数据可信度不高，尤其是经济形势出现拐点的时候。”一位学者撰文提出。

目前中国GDP统计，由地方统计局调查原始数据，再由国家统计局调整计算全国GDP。各省GDP则由省统计局计算，但公布前需要报国家统计局审核认可。“(这个过程是)激烈的争斗，地方讨价还价。”国家统计局一位官员告诉本刊记者。即便如此，各省统计的GDP累加仍然高出全国数据。

他告诉本刊记者，要想地方政府完全不干预，很难做到。他提出，最理想的统计改革就是全部垂直管理，将现有的各级调查队和统计局合并。但是，现在地方政府并不同意收，“认为不是自己管的，用起来不方便”。

不只是地方政府，企业也存在虚报数据的可能。以房地产价格调查为例，目前70个大中城市共有房地产商9000多家，数据主要靠房地产企业的统计员申报。上述统计专业人士表示，不能排除房地产商为了利益的低报数据，尤其是在房价上涨的时期。

实际上，有一些行政部门的数据可以用来修正数据，但是部门间的数据共享并不顺畅。中国指数研究院的一位分析师告诉本刊记者，要做比较准确的房地产价格统计，无疑各级房管局的数据更加接近真实状况，现在各地的房管局大部分都实行了网签制度，数据获取更加快捷，“问题是政府部门间数据的共享和整合并不到位”。

中国人民大学应用统计科学研究中心主任赵彦云也表示，要加大各公职部门信息的共享，包括财政数据、税收数据、工商数据，还有很多政府机构数据，比如中关村园区，很多相关的政策、行政信息，这些信息对处理数据有很大帮助，但现在根本不能共享。

“中国要在建立质量评估和控制体系、开发应用行政记录资料这两个薄弱环节上多下功夫。”上述专业人士认为，中国统计需要以国民经济核算体系为主线，建立符合中国国情和国际统计一般规则的统计分类标准体系、统计指标体系、调查方法体系、质量评估和控制体系。

除了方法上要进一步完善，还要强化责任。上述统计系统资深人士提出，要解决中国统计的问题，除了统计方法本身，还要解决社会的诚信问题。“企业四本账，分别报给银行、税务、统计部门和企业主自己”，这样的社会诚信环境，必将影响数据的真实。

如一位学者所说，统计只能接近世界，不能复制世界。但对于统计数据的种种疑虑、担心，甚至否定，正是促使中国统计提升公信力的清醒剂。(《新世纪》-财新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