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过市场机制，推进产能过剩的结构调整，看起来经济增长会放慢，但是，这会提高未来的增长质量。

2009年上半年，我国GDP增长了7.1%。成为在全球范围内不仅率先复苏且增长最快的国家。无疑，这种经济反弹对于抢抓全球的存量订单具有重要的意义，虽然增量有所下降。然而，快速的经济复苏也潜藏着一些风险。这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巨大的新增货币供应量。6月末，我国广义货币供应量(M2)余额和狭义货币供应量(M1)余额同比分别增长了28.5%和24.8%。同时，信贷也出现了大幅度上升，上半年金融机构各项贷款比年初增加近7.4万亿元，为2008年全年新增贷款的150%。

二是新增货币量的结构性流向偏差。自2008年第四季度以来，我国快速增长的货币供应量除了进入“铁公基”(铁路、公路与基础设施)等大规模公共性基础设施投资项目以外，较大比重地流入到了大型国有企业中。企业存款增长较快。相当一部分资金进入股市和房地产行业，这就导致了我国股票市场指数上涨了75%以上，而实体经济还没有热起来，直接表现在我国CPI和PPI的连续下行。

实体经济没有快速启动，大多数人认为是大量中小民营企业在我国融资体制下得不到贷款。我认为用这个理由解释当前流入实体经济的资金偏少是不充分的。因为这个融资体制在上世纪80年代以来就存在，但为什么我国实体经济得到了快速发展呢？显然，在国有经济比重逐步降至30%以下的转轨过程中，这主要是市场化程度较高的民营企业自有投资所致。由此可见，目前的实体经济投资偏少，可能与民营企业的自有投资不足相关。这种自有投资不足主要不是因为缺乏投资资金，而是在严重的产能过剩下，民企不知道投入什么样的实体经济项目会获得预期收益。

把增长中存在的这两个方面问题看成是风险，是因为增加货币供应量对于短期内经济总量复苏会产生一定的作用，但是，它不能解决产能过剩的结构性问题，反而会带来通胀风险，加重产能过剩。货币政策作为一种总量调节的手段，在复苏初期是必要的。但是当产能过剩的结构性问题上升到国民经济中的主要问题时，货币政策就不像财政政策与产业政策那么有效了。至少要几项政策搭配起来使用，其中以财政政策与产业政策为主。如果在产能过剩成为国民经济中的主要问题的条件下，仍然以宽松的货币政策为主，那么，一方面过去未获批准的项目，现在就容易重新获得审批通过，而这些项目之所以在过去未获通过，一般都是已经存在过剩的长线项目，所以，这些项目一旦大量通过上马，这必然会加重未来的产能过剩。另一方面持续的货币增长并不能带来持续的经济增长，反而随着经济的持续回升而使通胀风险日益加大。这也就是近期内央行又发出了“防通胀”的政策性微调的信号。如果在产能过剩下，大量资金主要在股票市场和房地产等资产性投资领域周转，而不是更多地进入实体经济，那么，在缺乏实体经济的支撑下，把国内消费的有效需求提高到经济增长的一个主要动力就变成了一句空话。毕竟，现阶段我国还不是一个发达经济体，工业依然是推动我国国民经济的主要动力，工业增加值占GDP一半以上，同时，工业也是我国就业的主要领域。如果相当一部分工业部门的产能过剩得不到有效扭转，那么，消费不能增长，工业企业的就业就不会扩大，员工收入也就不能增加，进而使工业对增长的拉动力减弱。当然，货币经济与实体经济也不是截然分开的。在股票市场恢复性上涨后，随着消费的复苏，滞后性的工业与投资也有了回升。上半年以来，我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较上年同期增长7.0%，虽然增速低于2008年上半年的16.3%，但是较之前的半停滞状态有明显好转。比如说，今年6月份当月，工业增加值较上年同期增长10.7%，增速高于5月份的8.9%。

问题在于，工业部门的滞后性恢复是否都是有效的。如果滞后性的工业增长不能伴随着产能过剩的结构性调整，那么，尽管增长复苏较快，但是中长期的增长质量会受到影响。相反，通过市场机制，推进产能过剩的结构调整，看起来经济增长会放慢，但是，这会提高未来的增长质量。去年以来，我国提出了“保增长、调结构”的政策，如果说，在“鱼与熊掌”不可兼得的选择中，我认为，为了我国中长期的高增长质量，通过市场机制，解决产能过剩的结构性问题是必要的代价。(王珺 中山大学岭南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