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投资额预估高达148亿元人民币、高度632米的“上海中心”大厦日前正式破土动工，建成后将有望成为新的“中国第一高楼”。然而，在我们自豪感油然而生的同时，不能不产生些许忧虑：许多城市如上海一样，对建摩天大楼的热度有增无减。看来，对城市暗战“第一高楼”之风，确实应该刹一刹了。

近年来，各个城市争建“第一高楼”方兴未艾：除上海492米高的环球金融中心和在建的632米“上海中心”大厦外，出于对古都风貌的保护、始终对建筑高度加以限制的首都北京，国贸大厦三期以330米封顶超越银泰大厦成为“北京第一高楼”；天津市的津塔高336.9米；重庆“嘉陵帆影·国际经贸中心”已破土动工，其塔楼高度将超过455米，稳坐“西部第一高楼”宝座；正在建设中的广州新电视塔将以610米高度成为“中国第一高塔”，广州国际金融中心(即西塔)将以432米的高度成为广州第一高楼；南京紫峰大厦以450米高度，成为“江苏第一高楼”；杭州在建的“杭州国际办公中心”，以300米的高度成为“浙江第一高楼”；郑州会展宾馆高280米……而“东北第一高”、“华中第一高”、“中原第一高”、“西南第一高”、“华北第一高”等建筑名词，也频频闪现在各大媒体的报道中。就连二线城市也在编织着高度梦想。如，广西柳州市宣布建的303米“西南第一高楼”，已使广西首府南宁276米的“地王国际商会中心”稍显逊色。

能够建设可以与西方发达国家媲美的摩天大楼，说明经历了30年改革开放的中国，经济实力得到了迅速提升，也证明了我国建筑科技确实前进了一大步。但各地用争相往摩天大楼上砸钱为自己争一席之地，似乎已经被赋予了代言所在城市经济奇迹的“标识功能”，其背后隐藏的无疑是病态心理和政绩冲动。这其中，除以赚钱为唯一选项的开发商之外，政府官员理所当然地担纲了实践城市野心的重任，在长官意志和政绩观念下，为城市“增光添彩”、代表了城市经济实力者除了高楼，似乎别无其他，“用高度说话”成为了建楼的首要标准。摩天大楼固然看起来养眼，也能满足官员和市民自豪感或曰虚荣心理，但不容忽视的是带来的负面效应。

建设一座摩天大楼，动辄投资几十亿、近百亿，甚至超百亿，究竟带来的效益如何？何时能收回成本并开始盈利？这些，本应该经过科学、严谨的论证。可专家测算，300米以上的超高建筑，其象征意义远远大于其在功能上的需求和经济效益的平衡。现实的情况是，高昂的成本和运营费用，使许多摩天大楼已难以为继。原“中原第一高楼”——郑州裕达国贸以2.73亿出让竟无人问津，佛山市52层高的国际商业中心因建设中途资金告罄拍卖时标价2亿元都无人注目，评估价值26亿元的广东国际大厦起拍价16亿元竟无人应声……更多的高楼要么在建设途中成为“烂尾”，要么在大规模闲置和低出租率中求生不得、求死不能。以总投资50亿、420米高的上海金茂大厦为例，每天开门的维护费用就高达100万元人民币。

安全问题是摩天大楼的另一个隐忧。对于超高建筑来说，突发事件造成的“杀伤力”远远高于一般建筑。2001年，纽约世贸中心发生的震惊世界的“9·１1事件”，近1万人花了9个小时才将楼内办公的10万人营救出来。今年11月30日，上海昆明路江浦路口在建的尚凯商务大厦突然起火，大火从5层狂烧至20层，消防车赶到现场后熏因楼层太高，消防水枪竟无法控制高层火势。上海金茂大厦也曾做过试验，请一群身强力壮的消防队员从85层楼往下跑，结果,最快跑出大厦的一个队员也花了35分钟。一旦发生火灾，对于被大火围困的人来说，35分钟将意味着一个可悲的后果。

摩天大楼隐性危害也在暗中滋生。比如，地面沉降，这直接导致了摩天高楼的广受诟病。据媒体公开报道，上海浦东区陆地面积下沉现象日益严重,陆家嘴金融区地面已平均下沉3厘米；金茂大厦附近更下沉达6.3厘米……在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总规划师杨保军看来，中国很多城市造摩天大楼，虽然硬件上没有问题，但在软件上却不一定能跟上。在关涉更为深远的生态保护、科学规划上，一幢摩天大楼背后潜藏的问题也远远未有穷期。

美国芝加哥高楼和城市生活环境委员会负责人安东尼·伍德说：“发展中国家希望通过超级摩天大楼，使得它们能够在地图上崛起。它们希望向发达国家显示它们已经赶上来了，它们现在也同样拥有修建摩天大楼的财力和技术。”这段不无刻薄的话，应该引起决策者们深思。而我们更期待的，则是刹住这股争建“第一高楼”之风。(侯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