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高”此起彼伏，高楼暗战在中国各大城市展开。高楼已成“快中国”的消费符号。

在经济基础和城市荣誉的双重作用下，城市用摩天大楼这一最浅表的形式表明着向国际化的迈进。高楼热，是建筑现象，更是一种社会心理。

经济学家安德鲁·劳伦斯的“摩天大楼指数”揭示一种“百年病态关联”：大厦建成，经济衰退。在金融危机下，难道要一语成谶？

11月29日清晨,总高度达632米的“上海中心”大厦正式破土动工,总投资额预估高达148亿元人民币,建成后将有望成为新的“中国第一高”。

仅一天后,11月30日下午,还是因为高楼,国人神经再次被牵动:上海昆明路江浦路口在建的尚凯商务大厦突然起火,因楼层太高,消防水枪无法控制高层火势。

两条新闻对比,生动映照出高楼生态喜忧两面。

经历30年改革开放的中国,经济实力的迅速提升,城市荣誉感也在“膨胀”,每个城市都在用高楼为自己争一席之地,高楼似乎也被赋予代言所在城市经济奇迹的“标识功能”。

人们不禁要问:“第一高”真的那么重要?这种白热化的竞逐又起自何时?摩天楼不可逆转地竞赛,从建筑科技的角度来看,人类确实前进了一大步,但对高楼带来的具体效应,应有哪些科学、严谨的论证呢?

-见习记者徐剑桥记者胡亚柱

-身边

广州有多高

卡车司机朱士勇三天没睡好觉了。

太累了!三天,从无锡到广州,每周,他都要这样两地往返,运送一种特殊钢材。

这些钢柱子,支撑起现实广州新地标———广州新电视塔,也支撑起广州这座城市企盼已久的“高度梦想”。

8月28日,新电视塔454米高的内圈封顶时,多家媒体不约而同地打出“世界第一高塔”的字眼。其后,“世界第一”被尴尬地证实为误传,但610米的目标高度足以成就当下“中国第一高塔”。

和这个“中国第一高”发生关系后,朱士勇这两年就做一件事:装上钢柱,从无锡出发,狂飙三天高速,抵达广州新电视塔工地。

说这话时,他车上的三根大钢柱都还没有来得及卸。钢柱静卧车上,粗壮得震人心魄,17米长、40吨载能的长挂车每次也只能运三根。

货车不远处,这些焊到塔上的钢柱纠缠着刺向天空,顶端的望起来就像苗条的筷子。塔基下方,“造世界第一高塔,建一代传世佳作”的巨幅标语,无声地宣示着这庞然大物的气魄和身世。

“看着看着这家伙就慢慢长高了。”朱士勇说。到2009年底,电视塔160米的桅杆安装完成后,它将携610米的高度“一览众山小”。

“原来有这么高啊!”朱士勇听到确切的数字时,有点不相信。他手搭凉棚抬头看着,一个劲地感叹“广州人有钱”。对于自己为“中国第一高”运送装备,他突然觉得自己很光荣,布满血丝的眼睛顿时闪出一丝活悦的色彩。

新电视塔对面,珠江另一边,是另一个高度竞赛,另一场荣耀。珠江西塔工地的木工老刘说,每天上去干活“都要坐10多分钟的电梯”。在老刘们的敲敲打打下,西塔现已明显超越周围的建筑。

11月29日,西塔建设方特地举行了“两天一层”世界新速度新闻发布会。

这座在建的广州第一高楼、全国第二高楼,位于广州新城市中心的中轴线上。60亿的总造价、432米的建筑高度,使它在设计之初,便注定成为了未来广州最重要的地标性建筑。

因为它的出现,让当了11年“老典型”的中信广场,摘下了“广州第一高楼”的帽子。1997年建成时,中信广场还是“华南地区第一高楼”,两根标志性的钢针指引着广州的砥砺奋进,成为广州的地理坐标和心理坐标。

巧合的是,中信和西塔,一座雄踞天河商业圈,一座傲立珠江新城,前者表征广州的现实活力,后者透射着广州的未来影子。11年,广州商业地图的城头变换,不过是天空上一个数字的擦除,和一个新数字的书写。

2007年6月6日,西塔迎来了属于它的加冕礼:地下室工程完工,同时上部工程全面开工。此后的一年零三个月里,它拥有了自己的名字———“广州国际金融中心”。

按照规划,2009年11月3日当它竣工之时,地下4层、地上103层的主塔楼和28层的附楼将巍然显现。与之呼应的“姊妹楼”———珠江新城东塔也即将于2008年底前开工,2013年年底完工。

届时,珠江新城,三塔辉映,“高度决定影响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