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持人:
如果这种规划方式不改变的话,那么就是限行或者是限停能有根本的作用吗?
王军:
对,这是一个战略选择,刚才大家都谈到很多交通方式的选择,那是一个技术问题,那么诚实的交通应该有两个层面,第一个就是战略层面,就是城市应该平衡地发展,尽可能推进一个地区的功能的混合,不能这个地方就是睡觉,那个地方就是上班,应该能够他就近的居住,就近的就业,这是一个应该在城市规划和战略方面就应该来考虑的问题,第二个层面就是技术层面。
主持人:
好的,谢谢王军,它从战略的这个方式谈出了城市将来在规划中需要考虑的问题,那么他谈到技术层面,还有一个刚才在两限之外的还有一限,叫“限牌”,但是这个说法是有很多争议的,我们可以来看一个PPT。
我们先看北京市交通委主任刘小明有过一个说法,“正在研究制订对新增机动车调控的办法。”这个意思就是说,我们限一些牌照,车进来的就比较少。但是很快发改委就有一个说法“不控制机动车量,限牌措施不合适。同样是政府部门,同样是公共事务管理者,两个不同的声音您怎么看?
王锡锌:
这两个不同的声音首先我们注意到它来自两个不同的部门,一个是交通主管部门,另外一个是经济发展的这样一个战略主管部门,当然两个部门讲话有不同的出发点。
主持人:
诉求不一样。
王锡锌:
当然你应该看到,还有一个时间方面的差异,中间可能是涉及到我们现在都在讨论的金融危机问题。原来交通委主任说了,我们必须要从需求管理这个角度来对整个交通做一个宏观上的规划,所谓需求管理就是我要在总量上,我要在你存量的使用上都要进行管理,那么可能涉及到所谓的车牌的年度指标控制。
从另外一个方面来讲,我们发改委的副主任讲了,我们不要做这种控制,事实上就在释放信号,但是民众会非常困惑,相隔时间这么短,同样是政府的两个部门,释放出两个截然相反的信号,这表明了我们在共政策整个酝酿制定的过程中,在议程的设定上,在话语权上,公众在这样一个重大的城市,刚才专家谈到了,这也是一个战略问题,我们到底进行总量上的控制还是技术上的控制,在这样一个重大问题,政府应该有它的声音,但是我们现在政府有不同的声音,部门有不同的声音,公众的声音在哪里?
主持人:
您为什么强调这一个?
王锡锌:
因为城市是公众的,刚才我们讲到整个诚实的战略功能规划,当然这个可能现在我们再谈起来,谈到北京这样一个已经是一个超级城市现状的时候,我们再讲一个城市的功能调整,现在如果不是说不可能的话,至少也可以说是代价极其昂贵了,为什么会出现这样一个问题,如果我们问这个问题就会发现,城市的发展过程中,始终我们看到都是城市的管理者在为大家烤面包。
主持人:
这是什么问题呢,也许他会觉得说,我就作为一个政府的行政部门,我有资源,我有专家,我有技术,我去制定,这有什么问题?
王锡锌:
专家、资源、技术都是必要的,但是在很多时候,我们在考虑公共资源的时候,我们所讲的科学性有时候可以从技术的角度来解释,但是也有很多的研究表明,不民主的政策也许不会是科学的。
主持人:
真的吗?也许有人会觉得,老百姓拥有什么呢?就是常识,常识能够判断规划这么科学的问题吗?
王锡锌:
他们知道需求,城市必须要考虑民众的需求,比如我们说生活在天通苑,生活在回龙观,生活在通州的这些人,谁去了解他们的需求,他们自己最清楚,而他们属于城市的共同体,他们应该释放他们的需求,他们对于这种城市功能规划设计上,如果在事先有很多这样一种意见的表达,那么我想我们诚实的功能规划可能会更好一些,同样,在这个总量限制上,如果我们今天大家都为这个城市的交通在设想,这一点是很好的,但是专家说说话了,官员说话了,属于不同阶层的这样一种公众也应该有他们的声音。
主持人:
但是我们现在看到的,更多城市的规划是大厅当中放着一个规划的图,像是一种展示,一种成果的展示,而不是说让公众参与进来来决策。
王锡锌:
对,这就是在我们整个城市规划决策,整个领域,我们过去强调专家的决策,我认为这是非常重要的,我刚才所说的并不是说在这个过程中科学决策,本身有问题,而是我们必须看到,所有的科学决策,如果纯粹从技术角度来说,它可能是看起来很美,但是我们要强调一点,城市以及城市的一些基本问题,像交通的问题,最终的需求者,最终的评判者应该是公众。
主持人:
但很多人担心说,老百姓都参与进来会吵得一塌糊涂,没有办法决策,没效率了。
王锡锌:
所以我们强调有序的参与,有时候吵的一塌糊涂,我们不能证明说参与本身有了问题,而是参与的游戏规则出了问题。比如说你通过一种适度的组织化,那么我们使不同的,比如通过社区,利用我们现在的街道,通过我们现有的这样一些已经出现的基层组织,民间组织,可以将声音进行过滤,可以将声音进行集中,然后传递到决策者那里,这样,声音经过过滤,经过细化以后,精细化以后,它提供了很多最重要的信息,那就是民众真正的需求是什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