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世纪末，列强侵华不断加剧，已有瓜分中国之势。在民族矛盾日益加深之际，民间反抗外来侵略的自发运动逐渐形成。1898年，在华北地区出现了以“ 扶清灭洋”为口号的“义和团”运动。到1900年，义和团逐渐发展到包括京、津在内的整个华北地区。而清政府一方面慑于义和团的强大力量，另一方面则企图利用义和团来抵制列强干涉，对义和团的发展在一定程度上长期采取默许的态度。

义和团的反帝活动使列强瓜分中国的图谋遇到了极大的阻碍。帝国主义列强即以此为借口，合谋武装侵华。从1900年5月开始，英、法、美、德、日、意、俄、奥等国分别从在华军事基地、殖民地国家和国内调兵侵华。6月战争爆发，慈禧仓惶西逃。1901年，清政府被迫签订了《辛丑条约》，结束战争。

八国联军侵华之役使清政府自中日甲午战争之后又受到了一次沉重的打击。这次战争，联军最多时总兵力达到12.8万人(实际参战兵力约三四万人)。而驻军直隶、京津地区的清军共有11.3万人，包括武卫军、神机营、虎神营、淮军、练军、八旗、绿营各部。此外，配合清军作战的还有大批团练、义和团众，应当说清军在兵力上占有优势。而且自甲午战争后，清军的武器装备及军事训练也得到了相应的提高。这场战争虽然以清军的失败而告终，但在战争的某些方面和部分战役当中仍然显示出清政府自甲午战争后的整军建军计划取得了一定的成效，清军的战斗力也较此之前得到了一些提高。在战争中，部分清军和义和团进行了英勇的抵抗，并使联军遭到了一定的损失。1900年6月10日，英国海军中将西摩尔率领一支联军从天津出发，企图进入北京，沿途遭到清军和义和团的不断阻击，最终以62人死亡，228人受伤的代价狼狈逃回天津。参战清军的战斗力使西方军队印象深刻，“尽管这支军队在士气上和纪律上是不能和欧洲军队或日本军队相比的，但在现时却是一支很厉害的力量，足以将整整一个团的俄军围困在天津城，阻止两千多人的联军部队进入北京。……这支军队的武器装备质量之佳，弹药数量之足，并不比联军逊色。”西摩尔远征军的败退，“暂时消除了曾为人民相信的神话，即一支小的现代外国军队，能够从中国这一端打到那一端而不会遇到有效抵抗 ”。事实上，西摩尔退回之后，联军官方估计推进到北京和维护交通线，所需要的武装部队得从2.5万人增加到4～10万人。

大沽口保卫战也是一场具有一定近代性质的战斗。守卫大沽炮台的清军所配备的新式大炮，多为克虏伯厂或阿姆斯特朗所造，炮台防军的训练也接近近代化。在守将罗荣光的指挥下，清军英勇抵抗6小时，给联军以极大杀伤，共击坏敌舰6艘，击毙联军58人，击伤197人。据当时一个住在塘沽客轮上的目击者说：“船中各西人论中国兵将未可轻视，此次以七国水师攻一炮台，能持之六点余钟之久，可谓难矣”。而在联军攻占天津之役中，军校生的表现极为英勇，300多名天津武备学堂学生誓死保卫学堂，一位外国参战人员记叙道：“这个学堂的学生是年轻的中国人，是一些剽悍而狂热的爱国者，他们宁愿死去，也不愿意投降。”

鲍威尔认为：“尽管打了一些败仗，中国军队和过去相比还是表现出了若干改进，并且也为将来提供了若干值得注意的教训。中国人在大沽，特别是天津的炮兵是杰出的。他们射击准确，阵地选择恰当，转移做得很好；还击的炮火常常证明比联军的技术高超。攻克天津城区时联军大多数的伤亡都是炮火所致。中国的炮手是受外国人训练的，而他们对所上的课学得很好。有时，中国军队很会利用地形；他们广泛地准备了阵地工事，地势还选择得好；在战斗中，他们是掩蔽和隐蔽的好手。直到被敌人挫败，都证明他们有顽强抵抗的能力。”这表明中国军队的军事改革有了很大的进步，其军事训练卓有成效，其战斗力比以前得到了相当的提高。需要指出的是，在这场战争中，清政府最精锐的部队——袁世凯的武卫右军从头至尾并未参战，这为我们考察这一时期的清军真实战斗力和此前军事教育的成效带来了一定的困难。

但是，战争的失败仍然无情地暴露出清军存在的许多不足之处。事实上这些缺点久已有之，清军虽然在甲午战争之后改进了其中的部分环节，但相对于达到一支训练有素、完全现代化的新式军队的目标仍然存在着巨大的差距。再的失败除了清廷腐败、和战分歧、进退失据等全局因素外，仅就清军在战争中的表现而言，其不足之处存在于以下几个方面：

其一，军队编制与指挥系统残缺不全。近代以来，战争逐渐向多兵种合成化作战方向发展，在战争中步、炮、马、工、辎重各军种各司其职并相互配合。虽然在袁世凯的新建陆军和张之洞的自强军当中出现了合成部队的趋势，但就整个清军而言，还没有形成专业的兵种分工和后方勤务。而在军队的指挥系统上，清军也缺乏一个统一严密的参谋系统，最高指挥机关常常出现消息不灵，情况不明的现象，发布不切实际的作战命令。如大沽炮台在6月17日已经失守，清廷却在6月19日发布了坚守炮台的作战命令。而在战争中，清廷忽而令袁世凯带队来京，忽而令其原地驻守，忽而又令其派兵赴天津作战，使人无所适从，以致直至战争结束，战斗力颇强的袁军也未参战。

其二，缺乏具有现代知识和现代战争素养的合格军官。无法培养符合现代战争要求的合格军官始终是晚清军事教育最大的不足之处，而在清军之中，相对于低级军官，合格的中、高级指挥官的缺乏更为严重。鲍威尔认为，“中国军队在1900年，像在1894～1895年时一样，最大的弱点是缺乏够格的官佐。”虽然在甲午战争之后，清政府为训练新式军队倾注了极大的精力，引进大批新式武器装备，并在基层士兵的训练上取得了一些成效，但在合格的高级军官的培养使用上进展甚微。各式军事学堂培养出的基层士官仍然为数极少，并且无法染指军队的指挥权，权力仍然牢牢地把握在旧军官的手中。“官佐队伍的主要缺点，是对基本的战略战术缺乏知识。再者，即使个别人具有某些理论知识，他们也缺乏指挥大军配合使用各种兵种的经验。”袁世凯在战后也认为：“各营将弁，其朴城勇敢者尚不乏人，然气质半属粗豪，文理亦多暗昧，其于军谋战略，平时既少研究，一旦临戎，往往张皇失措。”这种致命的缺陷使清军在武器装备和基层士兵训练上所取得的有限进展化为乌有。虽然清军在局部的战斗中依靠普通士兵的勇敢取得了一些战果，但仍然难逃战争失败的厄运。在战争中，清军整体作战方法保守落后，主要采取分兵把守、单纯防御的消极方针，在大沽、天津、北京各次防御作战中，都被敌人正面攻击与侧翼包围而一举攻破，这些情况表明清军缺乏能够把握战役全局的将帅之才。鲍威尔也再次论述了合格军官的重要作用，他说道：“即使在装备很好的时候，中国人一般都宁愿保持守势。他们的侧翼以及后方只要一受威胁，他们总是立刻撤退。这种缺点似乎是由战斗训练不够和领导不佳产生的，而并非是由于勇气不足；如果他们的军佐作出榜样，那么兵士一定会战斗到死。”此外，清军军官对于随着炮火的射速、射程和杀伤威力的提高而引起的作战方式的发展变化缺乏认识，他们仍采取保守过时的战术，特别是在守城方法上，基本沿用冷兵器时代的一套，因而尽管清军兵力居于优势，但得不到有效的指挥协同，仍不免于失败。

第三，清军后勤紊乱，机动性差。清军的整编训练均由各督抚、将领们自行办理，中央并无统一的规划，在武器装备上极为混乱。早在甲午战争中，一位美国海军少将在旅顺战役中，就目睹“一位战死的中国士兵手握一支前装滑膛枪，而他的子弹盒却装满了金属子弹”。而这种状况在战后仍未得到根本改变。1898年秋，英国海军少将贝思福访问视察了清廷军队，“贝思福在士兵行列中数到14种不同类型的枪，其型式之繁杂，几乎是从连发的温彻斯特枪和毛瑟枪直到前膛装子弹的抬枪”。这种庞杂的军械配备在战争中无疑是给后勤补给的噩梦，同时也制约了清军的机动能力。清朝的各种军队号称有百万之众，而其中较有战斗力的练军、防军和新军的总数约为36万人。但据伦敦《泰晤士报》报道，清朝能集中到北京前线的军队却只有14万人，而其中已在直隶的清军就已达11万人。因此，“1900年，正如1894～1895年那样，并不是中国被外国敌人打败了，实质上，再一次被外敌打败的乃是京师所在的直隶部队”。

第四，清军的训练水平仍然落后。首先，在训练内容上徒具形式，不切实战。一个外国军官认为清军根本没有彻底地操练，他辛辣地讽刺道：“至操练的方式，与其说是训练一支军队，毋宁说是在发展运动员的肌肉。”袁世凯也认为：“中国兵制，徒守湘淮成规，间有改习洋操，大抵袭其皮毛，未能得其奥妙。”其次，清军缺乏协调作战的演习，“中国不举行正式的军事演习”。

种种情况表明，清军距离一支合格的近代军队的标准还有很大的差距。这些军队虽然大多采用了西方的武器装备，并用西式操典训练，但仍然只是徒具形式。对于近代军事的真正内涵，无论是指导改革的规划者还是普通的士兵都所知甚少，而高级军官尤甚。在军队体制改革上的滞后严重制约了军队战斗力的发挥。长久存在于清军中的弊端也仍然存在。1899年，在中国军队中当过多年教习的瑞辛格少校就对中国军队作出了一写列的批评，他指出：“中国的军队领导弱，号令不统一、武器不划一、缺乏有效率的后方勤务系统、物资保管马虎……除了这些不健全之处以外，还要加上已令人不满的贪污、徇私、吃空额和饷银过薄。”这些弊端并不是无人指出，然而，清政府长期以来所采取的中体西用、只重器物、不重制度的改革方式使这些问题迟迟无法解决。装备新式武器，排出整齐的队列并不代表就已经成为现代军队。在庚子国难后，遭到沉重打击和羞辱的清政府终于认识到：“零星的军事改革，决不能使中国强大到足以承担一个十分艰巨任务的地步”。中国的军事改革，逐渐开始走上了真正的现代化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