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现在看起来，这只是一面之词，而且是加上太多感情因素的一面之词，其所说的事实经不起推敲，更难据以臧否人物。为了给古人一个公正的待遇，我们应该听听其他方面的意见，特别是相反方面的意见。孙静庵著《栖霞阁野乘》对此事的说法就颇有不同。书中虽然没有否定龚橙“导英法兵焚圆明园”，但却道出了一个隐情:龚橙这么做，实出无奈，是两害相权取其轻。此书卷下《龚定庵轶事》有云:

“定庵子孝拱(原误作孝棋)，为英人巴夏礼客，导英法兵焚圆明园，世多以为诟病。然此时民族主义尚未发达于吾国，且孝拱用意固别有在，不得以中行说(汉文帝时宦官，后降匈奴，为单于画策，为汉患——笔者)之流概之。”

“人传孝拱于英焚烧圆明园事，为之谋主，海内群指为汉奸。岂知当时英人欲径攻京城，孝拱力止之，言圆明园珍物山积，中国精华之所萃，毁此亦可以偿所忿矣。是保全都城，孝拱与有功焉。”

孙静庵不知何许人，名不见经传，但从他误“孝拱”为“孝棋”看来，他与龚家肯定既不沾亲，也不带故，应无“有意开脱”之嫌。其行文则力求公正，既不否定龚橙与火烧圆明园的关系，又不把他与中行说之流混为一谈。他说的“当时英人欲径攻京城，孝拱力止之”，“保全都城，孝拱与有功焉”，虽未提到龚的具体言语和行动，也应该有所根据，决非胡乱猜测之词。

除孙静庵的话之外，傅增湘先生对此的有关言论，我认为更应该引起我们的注意。我说有关言论，是因为傅先生并不是就此事专门发表言论，只是在为龚橙手书小学三种作跋时顺带地为澄清此事而写下的几句话。文中说:

龚橙字孝拱……博学多闻，为人跌荡负奇气，世传其晚号半伦，及导引英军焚圆明园事，皆非事实。观谭复堂所为公襄传，略言治诸生业久不遇，间以策干大帅，不能用，遂好奇服，流寓上海，习欧罗巴人语言文字。咸丰十年，英吉利入京师，或曰挟龚先生为导，君方以言詟(音哲，恐惧之意)酋长，换约而退，而人间遂相訾謷(音子敖，诋毁之意)。以是而言，君以习绝国方言，通知外情，为英使威妥玛治文书，正藉英人之力以纾祸变，宁有快心事仇，如张元，施宜生所为耶。特以怀抱奇略，无所发抒，又好为新奇异谊可怪之论，为世骇愕，遂被以放诞奇辟之行。呜呼！自古有非常之才者，恒负举世之谤，岂不重可哀哉！

傅增湘先生是历史学家，又是著名藏书家、版本目录学家，曾任故宫博物院管理委员会委员，兼故宫图书馆馆长。傅先生读书既精且博，治学严谨，为文多矣，但决不妄下一字。在这篇小文中，他作为一个重史德的历史学家，因要为长期被诬陷的龚橙讲几句公道话，所以在评论版本之后，讲了这么一大段题外的话。他对社会上流传已久的龚“导引英军焚圆明园事”，持否定的态度:“皆非事实”；不仅如此，他还与孙静庵一样，认为龚橙“通知外情，为英使威妥玛治文书，正藉英人之力以纾祸变”，即不仅无罪，而且有功。傅先生没有提出更多的事实来为自己的话作证，但我们根据余嘉锡先生对傅先生行事作风的描述，比如对旧版本，他“务求得古人之真面目”，即有求真求实的精神，可见他对历史上这件大事决不会信口开河的，他否定龚橙导英人火烧圆明园一定是有所据而云然。

从第二次鸦片战争至今，已经一个半世纪过去了，如果孙静庵与傅先生之言有理有据，那么首先应该把龚橙的汉奸这顶帽子摘掉，还他一个清白的名声。我们应该弄清事实真相，恢复历史的本来面目，以免再贻误后人。

(胡学彦作者为浙江文史研究馆馆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