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上所述，我们已知明清晋商衰落之大体情况。如果我们把其衰落原因，按照客观和自身、外在和内在因素作一探讨。笔者以为其客观和外在因素可以归纳为以下三点：

其一，外国资本主义侵略的影响。鸦片战争后，西方列强打开了中国的大门，外国资本主义势力利用其在中国攫取的经济特权，挤压中国工商业者，使中国的手工业、商业蒙受了重大损失。如前述晋商垄断长达 200年之久的恰克图对俄贸易，就由于沙皇俄国资本主义侵略的影响，使山西商人蒙受损失，致恰克图贸易一落千丈。如前所述，沙俄胁迫清政府先后签订了不平等的《天津条约》、《北京条约》，使沙俄获得了自由贸易特权和免税特权，俄商得以深入到库伦、张家口一线，进行疯狂的经济掠夺，他们先后在库伦等城市开办洋行，到光绪十六年（1890）俄商对蒙古地区的贸易额已达 300万卢布，比签订《北京条约》前夕的21万卢布增加近15倍。同治元年（1862），沙俄胁迫清政府签订的《中俄陆路通商章程》，又使沙俄把我国蒙古、新疆的万里边境变为俄商独占的无税贸易区，而山西商人等华商恰恰相反，要逢关纳税，遇卡抽厘，自然难以与俄商抗争。同治八年（1869），沙俄又胁迫清政府签订了《改订陆路通商章程》，俄商又得以深入内地。茶叶是陆路贸易的主要商品，俄商在汉口设有六家砖茶制造厂，并在九江、福州设有分厂，每年运往俄国和蒙古地区的茶叶近 900万磅。俄人波兹德涅耶夫说：“1886年后，因俄国人的竞争，中国茶商年年赔本。西伯利亚最大茶商莫勒恰诺夫在中国经营，使归化城好几十家华人茶商破了产。”（俄·波兹德涅耶夫《蒙古与蒙古人》，1898年圣彼得版）光绪三十年（1904），日俄战争在中国的土地上爆发，使中国人民遭受了严重损失，据统计光绪三十三（1907），仅营口的山西商人，一年就亏折银 200余万两。（清档，山西巡抚光绪三十四年 3月13日奏折）由于外国资本主义的侵略，山西票号之利也多被外商银行所夺。江西巡抚李勉林说：“中国西商多于各省设立汇兑庄，无虑千百万巨款，层纸书函，数言电报，即可立为兑付，每一字号岁盈不下数十万，而未尝费一金之本。……近年通商口岸，洋商亦多设银行，西商之利，稍为所夺，中国资财又多一外溢之所，尤不可不有以抵制之。”（《山西票号史料》，山西人民出版社1990版）又如山东“以前本省使用的土铁，大部来自山西泽州府，现在几乎已经完全被洋铁所代替了，洋铁成本比土铁低一半。”（1869年《海关贸易报告·烟台》）宣统时，外国烟草公司处处排挤华商。如英美烟草公司以包捐为名，在山西榆次、太谷等地“概不许售中国之烟”。（《天津商会档案选编》上1169页，天津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甚至连山西会馆也遭到列强霸占。如天津估衣街的山西会馆，本为山西省官商侨居公议之地，光绪三十二年（1906）竟被张幼仙勾结日本人霸占。更可恶的是外国资本主义国家向中国倾销鸦片，毒害中国人民，使中国财政流失。如号称“金太谷”的山西太谷县，是山西票号商的巢穴之一，“咸同以还国运田蹙，谷人之牵牛服贾于俄蒙地者，损失大半”。（民国《太谷县志》）加之，资本主义国家向中国倾销鸦片，一些商人吸食鸦片，致“因富而败，精神萎靡……商务凋敝，烟丹流行。全县为烟丹每年开支四百多万银元”。（《阎伯川先生年谱长编初稿》（一）台湾商务版）

其二，封建政府的腐败与内乱外患的影响。明清政府由于其封建性，而具有保守、顽固、封闭、落后、腐朽的一面，特别是在两次鸦片战争中清王朝的腐朽无能表现的淋漓尽致，《中英南京条约》是清政府签订的中国近代史上第一个丧权辱国的不平等条约，使中国割地赔款，《天津条约》、《北京条约》是清政府与英法俄美签订的出卖主权的条约．甲午战争后《马关条约》的签订使日本得以伸进了侵略中国的魔爪。《中德胶澳租界条约》是德国势力在中国的扩张。帝国主义通过上述不平等条约，瓜分中国。光绪二十七年（1901）清政府与帝国主义各国签订的《辛丑条约》，使中国在半殖民地国家的泥坑中越陷越深。清政府的腐败和帝国主义的侵略，激起了中国人民反对清朝封建统治、反对帝国主义的斗争。咸丰元年（1851）太平军在广西金田起义。咸丰三年（1853）太平军攻占南京后，建立太平天国，都天京（南京）。咸丰三年（1853）上海小刀会起义。咸丰十年（1860）英法联军攻占北京，焚毁圆明园。光绪二十四年（1898）农民反封建的秘密结社组织义和团，在山东举起了反帝斗争的大旗。光绪二十六年（1900）义和团的一部分从山东转战直隶，与当地义和团群众汇合，成为一股农民革命的洪流。帝国主义对农民的反帝斗争非常恐慌，组成八国联军对中国发动了疯狂的侵略战争，他们在京、津烧杀抢掠，无所不为。辛亥革命虽然推翻了清王朝的腐朽统治，但革命果实却落入了袁世凯手中，当时军阀混战，土匪纷起，社会不靖。在上述政府腐败、战事频繁的情况下，山西商人接连遭受损失，清人徐继畲说：山西人“买卖在三江两湖者十居八九，自粤匪窜扰以来，南省半为贼扰，山西买卖十无一存，祁太汾平各县向称为富有者，一旦化为乌有，住宅衣物之外，别无长物。”（徐继畲《松龛全集》奏疏卷下《潞盐刍议致王雁汀中丞》）民国《太谷县志》卷四载：“商务自清季已形凋敝，改革以来，凡外设有分庄者因直接间接之损失或则缩小范围，或竟停止营业。较之昔日一落千丈矣。……近数年来各省兵祸相寻无已，在外经商因失业而赋闲者所在皆是，来源顿竭，生计困难。”光绪三十四年（1908）山西巡抚说：由于甲午之战、庚子之乱、日俄战争，晋商损失，“多至数千万，元气至今未复。去年营口西商亏倒银二百余万。”（清档，山西巡抚光绪三十四年三月十三日奏折）天成亨票号仅汉口、西安、成都三处被抢劫银两达 100多万两。民国《临晋县志》卷四载：“民国纪元前，临民经商陕者常万余……陕省金融事业，归临人掌握者居其泰半，……民国肇建，陕省乱机四伏，盗匪充斥，行路者皆有戒心，商贾因之裹足，临民之操奇计盈者生理日形颓败，率多归里。”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俄国发生内战，在俄国的山西商人落荒逃归，因此而损失银达数百万两。仅大德玉、大升五、大泉玉、大美玉、独慎玉商号在莫斯科的损失就达 140万两。1917年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胜利后，在俄的山西商人资本被没收。加之旧俄钞的贬值和废弃，又遭损失。如锦泰亨号就因此损失银24万两。1911年外蒙古宣布独立，蒙俄签订库伦通商协定，俄商取得无税自由贸易特权，山西商人在蒙经商遭到严重打击。1924年蒙古成立共和国，实行共有制，山西商人在蒙古的资产全部丧失。有资料记述山西商人之衰落说：“乃一蹶于庚子之乱，再毁放辛亥，商人失业，而致岁入归于乌有，向之富者已贫，向之贫者益困，以放正货短少，金融闭塞。”（《阎伯川先生年谱长编初稿》，台湾商务版）

其三，封建政府肆意压榨的影响。明清山西商人从清季开始走向衰落，而清政府对商人的肆意压榨，则是山西商人走向衰落的一个重要因素。封建政府对商人压榨的名目繁多，主要有：

一、课税繁重。一是税目繁多，除商税、关税外，清季到处设卡收取厘税，使商人倍受其苦。山西从光绪元年（1875）到十九年（1893），大量增设厘卡，每年厘金收入由九万两上升到22万两，药商、票捐、盐价加斤等各类捐输每年增加银20万两，到清末全省已有厘卡35处，凡药、盐、皮、毛、烟、酒、煤、粮皆是厘金项目，到光绪三十四年（1908）厘金收入又达31万两。另一种是滥征、重征商税。如乾隆二十九、三十年（1764、1765），多伦诺尔地方“违例滥征”，以致“商贩稀少”。（清档军机处录副，期成额、观音保《为筹办本税事宜》乾隆三十一年三月二十三日）乾隆三十三年（1768），归化城监督福礼重征商税，曾引起山西商人李令俊、徐育成、郭茂等上京控告。福礼自乾隆三十二年（1767）到任，将原由杀虎口征税货物，又在归化城重征，仅七月十五日到次年正月初六日就多征税银3200余两。（清档军机处录副，四达、彰宝《查审归化城监督福礼收税一案》）光绪元年（1875），山西普源公商号，由广东采办药材、药酒，运销直隶，途经天津，被钞关重征，以致商人赔累，被迫改道青岛，由山东运销直隶。

二、捐输频仍。所谓捐输，表面上是商人自愿捐输，实际上是政府摊派。如乾隆二十四年（1759），伊犁屯田，河东盐商和长芦盐商捐输银20万两，以备屯饷；乾隆二十五年（1760），乾隆皇帝要驾临五台山，河东商众敬输银30万两；乾隆三十八年（1773）金川用兵，太原等府州捐输运本银 110万两；乾隆五十一年（1780）乾隆皇帝巡幸五台，河东商人情殷报效银20万两；乾隆五十三年（1788）镇压台湾林爽文起义，河东盐商和长芦盐商捐输银50万两；乾隆五十七年（1792）后藏用兵，河东盐商和长芦盐商捐输银50万两；嘉庆年间川楚用兵，河东盐商和长芦盐商捐输银一百万两。嘉庆五年（1800）山西捐输有一县派至十万两，勒限催交，其未能措交者，即行掌责，甚至锁闭班房，名曰“黑窑”。山西巡抚伯麟说山西现已捐输一百四五十万，约可得银200万两。但伯麟的这种“勒限催交”，就连嘉庆帝也担心“因此激成事端”。《清仁宗实录》卷11载：嘉庆时“晋省摊捐款项繁多，……统计每年摊捐银八万二千多两”。《清仁宗实录》卷11，嘉庆二十五年十月戊戌）咸丰初，管理户部事务祁隽藻上奏称：“自咸丰二年二月起，截止三年正月止……绅商土民捐输银数，则山西、陕西、四川三省为最多。山西共计捐银一百五十九万九千三百余两。”（清档军机处录副，管理户部事务祁隽藻《为遵旨报上捐输情形奏折》。《明清晋商资料选编》，山西人民出版社1989年出版）山西商民捐银占全国捐银的37％。为全国各省捐输之首。同治三年（1864），又因新疆用兵，筹饷艰，解运难，山陕商人之资聚迪化州城，资财已经一空，但清政府仍不放过，以山陕商人在伊犁、喀什噶尔、古城等处皆设铺户为由，又令山陕商贾将上述地方商资兑充军饷。清人徐继畲说：“晋省前后捐输已至五六次，数愈千万。”（徐继畲《松龛全集》文集卷三《复阳曲三绅士书》）不难看出，捐输之频，数额之大，已为山西商民之沉重负担。下面是部分山西商民捐输情况

三、其他勒索。封建官吏视商人为“可啖之物”，千方百计搜刮商人。如乾隆初河东盐政白起图，在任期间“或贿买引窝，或吓诈银两，或滥差扰累，或纵役需索，以致强荐长随，收受礼物”，对商人进行种种盘剥勒索，白自从到任后，不仅“商人所送礼物，无不全收”，且每遇商人登门，家人竟强索“门包银”，“家人门包，非八两、十两、十二两，肯不传奏”。（清档喀尔吉善《为奏闻事》乾隆六年十一月十一日）乾隆三十二年（1767）达色任河东盐政后，即与河东运使吴运从、运城知县吴兆观“彼此串通”，在盐池搜刮盐商的银两。因河东池盐累累欠产，盐商纷纷告退，清政府又举报富户充商，富户皆视为畏途，达色乘机勒索。商人郭恩顺、郭丰泰、祁斯清为求告免充商，达色令出银4000两。后来郭等三家出银1040两，又买“玉达摩、玉鳖”二件贿达色，才得以免充。（清档四达、彰宝《为遵旨严审定拟具奏事》乾降三十三年一日二十九日）清末祁县渠兴周、平遥县尹二少，都是当地著名富商，金永任山西巡按使时，图谋其资产，金永爪牙于景福便诬指渠、尹有不法阴谋，将二户财产全部没收，金、于二人中饱私囊。以致“三晋富民吝于财而怕‘”，成“牢不可破之风气”。（徐继畲《松龛全集》文集卷三《复阳曲三绅士书》）

其四，近代交通发展后贸易路线改变的影响。道光二十五年（1845）以后，资本主义国家的一些轮船公司在中国先后开辟了若干航线，沙俄对华贸易也由陆路改为天津、大连、海参崴的海上运输，这就改变了中国旧有的物资运输路线。山西作为对俄、欧贸易要冲的商路逐步改变，山西商人所占有的地理优势也逐渐失去。中东铁路、京绥铁路等线路的开通，对山西商人旧有的经营商路又是一次打击。早在清光绪十六年（1890）沙俄就准备着手建西伯利亚铁路，以适应向中国扩张的需要。甲午中日战争期间，俄国的西伯利亚铁路已修到贝加尔。光绪二十二年（1896），李鸿章在彼得堡与俄政府达成秘密协议，允许俄国建西伯利亚到海参崴的铁路，即中东铁路。光绪二十九年（1903）七月，该线通车。俄商利用海上运输和中东铁路运贩商品，使山西商人利用驼、马、车走蒙古大漠的商路大受影响。京绥铁路未通前，从北京到塞外的商品贩运，皆为晋商控制，但京绥铁路通车后，这一局面已大为改变。过去长芦盐运销河南等地，河南等地粮食运销天津，皆靠河运。但京汉铁路通车后，原来的河运、陆运商道又走向了衰落。山西临县碛口镇，西临黄河，隔河是陕西，这里河面宽，水流缓，便于停船，从乾隆时始，山陕两地客商便在碛口经商，贸易十分繁盛，清末碛口有商号三百多家，有“拉不完的碛口”之说。但是后来由于近代公路交通的发展，这里的水路作用渐趋衰落，碛口的繁荣已成过去。由上可见，近代交通业的发展，改变了货物运输路线，以致山西商人失去了旧有商路上的营业市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