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年2月28日，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在北京召开以“调整国民收入分配格局与转变发展方式”为主题的改革形势分析会。国家发改委等单位的政府官员，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等院校的专家学者共五十余人参加了会议。

周天勇在中改院“调整国民收入分配格局与转变发展方式”改革形势分析会发言

我想说明的是：就是一个国家产业生产结构与就业结构的错位，以及每千人口拥有的企业数量，主要是小企业的数量，是形成收入分配和贫富差距的基础性的两个重要原因。2009年我比较过拉美、东亚、印度和中国的收入差距，计算了一些数据，我觉得除了刚才各位老师说的形成收入分配及财富贫富差距的原因外，还有两个基础性的问题。

第一个观点：中国产业结构中生产结构与就业结构偏差是造成城乡居民收入差距过大，并且持续拉大的基础性原因。收入分配和贫富差距，标志是基尼系数太高。我们大概算了一下，农村内部的基尼系数大概是0.37左右，城市内部也就0.34，但是，两项综合就成了0.47。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是造成整体收入分配不公和贫富差距的一个较为重要的因素。现在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每年都在拉大，要找准是什么原因拉大，据其决定通过一个什么思路去解决问题。

我们在比较中国产业结构的生产结构与就业结构发现中国的结构偏差非常大，从2007、2008年GDP的生产结构大体是10%、50%、40%，从劳动力就业结构看，第一产业是40%，第二产业是26%，第三产业是34%，如果你从生产结构与就业结构的分配关系看， 40%的人创造了10%的GDP，也就意味着40%的农业劳动力和54%左右的农村人口，分配10%左右的GDP。你怎样缩小城乡差距？这就形成一个麻烦，你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得越慢，增加值下降的速度越快，如果农民工中80后、90后不再给农村家里寄钱，城乡差距就会就越来越大。我看了一下发展阶段在人均GDP2000美元左右的许多国家，它们服务业的增加值在60%左右，服务业的就业是65%。所以，现在缩小城乡收入差距，就是两种思路。一种是加大对农村和农业投入，但是，农业增加值在GDP中的比例下降，是一个全世界性的经济规律，谁也阻挡不了，如果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过慢，与农业增加值下降速度不相适应，加大投入也缩小不了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结果必然是持续拉大。因此，缩小城乡居民间的收入差距，关键是要把农业剩余劳动力和农村剩余人口转移出来，与农业增加值在GDP中的比例下降相适应。

通过各国的数据比较，在一定人均GDP发展水平上，城市化和服务业发展比较滞后的是中国和印度。印度目前人均GDP水平在1000多美元时，城市化水平只有30%，中国目前人均GDP3200美元时，城市化水平只有46%左右，而大部分国家在人均GDP2000美元阶段，城市化水平在60%左右，服务业生产比例在60%左右，就业比例在65%左右。城市化水平和服务业生产和就业比例之间是有非常大的相关性的。服务业就业的比例和城市化的水平是有非常大的相关性，也就是城市化的水平越高，服务业的产出和就业水平越高。而城市化水平低，是服务业生产和就业难以扩张的一个重要原因。

第二个观点：一个国家每千人口拥有的小企业的数量多少，与收入分配和贫富差距成反比，数量越多，收入分配和贫富差距越小，反之，数量越少，收入分配和贫富差距越大。小企业，一般是劳动密集型的较多，可以改善劳动要素与资本要素在GDP中的分配关系，实际也会改善资本所有者和劳动所有者之间的分配格局；每千人口拥有的小企业数量较多，中等收入的人口也就较多。一个国家，企业结构中99%的是小企业。

就此，我们进行了国内和国外的比较，比如说20世纪50年代初，台湾、韩国登记和非登记企业，每千人口拥有的数量与我们差不多。我们不是按大中小企业结构这么算帐，而是每一千人口拥有着登记和非登记企业的数量。把这个数量加起来按从业人口平均，最后我们发现一个非常有意思的现象，你把全世界的各个国家的企业数量，拿里边的从业人数除，一般一个企业10人左右。比如说香港9.5个人，就好像是一个统计学上的大数定律一样。比如说把咱们国内的五个个体户，因为一般一个个体户两个人从业，五个个体户折成一个企业就是十个人。再加上注册登记的企业数量，拿总人口除，2007年按照工商总局的数据，每千人口是11个。这个数据比韩国和台湾，德国、法国、英国都要低，一般是他们的五分之一左右，一般这些国家的总人口除上他的非登记和登记企业数量，是50个左右。后来我们又做了个工作，实际失业率、基尼系数与每一千人口企业数量的相关性分析：发现每一千人口拥有的企业数量越多，基尼系数越低。每一千人的企业数量越少，他的基尼系数越高。

我们又把国内的数据进行了计算，2007年，上海、北京每一千人口是三十几个，二十几个企业。浙江江苏一般是九个企业，最近经济普查出来以后，我们没算。最后我们就把他的城乡差距和基尼系数，以及人口从业率，进行相关性分析，凡是每一千人口企业数量多的地方，城乡差距就小，居民间的收入差距也明显很低。

学术界认为，发展中国家的基尼系数，在发展过程中，先是低，后来高，再后来低，呈现倒U型。世界上有三种模式是这个规律，就是中国模式、印度模式和拉美模式，印度现在0.38了，拉美模式比较显著，它的基尼系数往下移动的力量非常小。但是从东亚模式分析看，不一定是这样。但是就是一个个例呢，就是韩国、台湾，包括日本，韩国开始的基尼系数很高，后来下来，最后就平，它不是那样一种倒U型的；台湾是更明显，它的基尼系数变化曲线几乎是一个平的，甚至稍微有点微笑曲线的状态。

国内数据分析的结论也是如此。凡是每千人口拥有企业数量少的地区，比如说贵州、甘肃等每千人口拥有企业数量不到两个，城乡差距就大，基尼系数也就高；而那些每千人口企业数量多的地区，比如北京、上海、江苏和浙江等地，城乡差距明显小，基尼系数也较低。从数据的相关性分析看，拟合度非常高。

我这两个观点要说明的是，中国要降低基尼系数，一是需要转移农业剩余劳动力和农村人口，推进城市化，二是鼓励创业，大力发展能增加中等收入人口和能增加就业的小企业，以改善创造和分配财富的结构，使收入分配和财富分布的格局公平化。周天勇 中共中央党校研究室副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