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解决收入分配关系失衡的问题，就得从根本上提高劳动者在收入分配中的比重，就得弱化权力在要素市场的支配关系，就得减少政府对经济生活的干预，通过公共决策减小既得利益制度化的几率等。

在高房价下，必然会导致居民住房消费被全面挤出，这不仅使得政府的民生经济成为一句空话，也严重阻碍了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威胁着中国经济及金融体系的安全。

一年一度的“两会”将在3月初举行。那么在今年“两会”上，最为关注的经济热点会是什么？按照网上投票，反腐倡廉、社会保障、收入分配、遏制高房价等是网民投票率最高的几大项。在我看来，调整收入分配关系、遏制高房价可能成为“两会”上最为重要的两大热点问题。

关于调整收入分配关系问题

如何保证2010年的经济稳定增长，应该说是今年政府工作报告的重心。其开出的药方应该是保证宏观经济政策的稳定性与持续性，调整失衡的经济结构，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比如说，减少对投资与出口的依赖，促进国内居民消费增长。而要实现以居民消费为主导的经济增长，就得让居民有消费能力，就得增加居民的可支配收入。

就目前的情况来看，国内绝大多数居民不是没有意愿消费，是他们的收入水平过低而没有能力消费。国内绝大多数居民收入水平过低，最为重要的原因是当前的收入分配差距过大，许多收入分配政策不合理。无论是国民收入的要素分配还是机构部分之间的分配都是如此。这种收入分配不合理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近几年来，由于政府政策不合理，导致居民的收入分配差距越来越大。这不仅表现为中低收入居民的收入水平低、收入上升的幅度小，还表现为居民劳动收入在整个要素财富分配中的比重越来越低。对于绝大多数中低收入民众来说，劳动力收入是其最为重要的收入来源，甚至是多数人唯一的财富收入来源。当劳动力在整个收入分配中的比重过低时，自然会导致绝大多数居民收入水平十分低下，消费支付能力小。这不仅使得国内扩大内需的政策缺乏动力源，而且还导致中低收入的居民越来越多，其相对收入水平越来越低。

二是收入分配不合理，还表现在国内要素市场发展滞后，不少要素财富的分配不是通过市场价格机制进行，而是通过权力方式获得。在这种情况下，许多国有的、全民的资源，成了谁占有谁获利的私人资源。而谁占有这些资源往往又与权力的大小有关。比如矿产资源、行业资源、金融资源等都是如此。这样必然造成整个社会财富的分配与权力关系大小有关，而不是与劳动创造的努力程度有关。从而使与权力相隔较远的中低收入民众财富持有最少、收入分配比例最低、消费能力最弱。国内贪污腐败为什么会如此严重，根源就在于财富分配往往与政府官员的权力大小紧密相关。因此，调整居民的收入分配关系，就得从根本上改革政府对经济的干预方式，改革要素市场的运作方式。

三是由于政府对整个社会资源过度的干预与管制，或许多制度规则的不合理，使得不少政策成了不合理的财富转移与分配机制。比如，当前中国个人所得税征收制度，本来应该通过这种制度来调节居民初级财富分配不合理的状况，这样既可为政府增加收入，也可让整个社会个人财富持有更为公平，但是当前个人所得税的主体是绝大多数中低收入居民。实际上，在市场经济发达的国家，这些中低收入民众是免征个人所得税或少交税的。

要解决这些问题，就得从根本上提高劳动者在收入分配中的比重，就得弱化权力在要素市场的支配关系，就得减少政府对经济生活的干预，通过公共决策减小既得利益制度化的几率等。当然，加快中国城市化的进程也是调整居民收入分配关系的重要政策，其在今年“两会”上或将成为主要经济热点问题。

尽管中国经济在快速发展及城市化率在提高，但城市居民消费所占比重的增长远远高于中国城市化率的增长，这就意味着农村居民消费的相对水平越来越低。二元分化的城乡结构不仅不利于农村居民的消费，也不利于农民分享中国改革的成果。农村居民消费水平低，最根本的问题就在于农村居民在整个收入分配体系中所占有财富过少，他们无法分享到经济改革的成果。因此，只有改革当前造成城乡二元分化的诸多不合理因素比如户籍制度，才能改变当前城乡不合理的利益分配关系，增加农民收入及促进农民消费快速增长。所以，放宽中小城市户籍限制推动城镇化，是当前这种改革最为重要的方面，它也将成为“两会”的热点议题。

关于遏制高房价问题

“遏制高房价”也是中国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重要方面。2009年国内房地产市场出现所谓的空前繁荣，但是这种繁荣是建立在个人按揭贷款比2008年增长4倍多的基础上的，从而也就使得国内房地产市场由年初以消费为主导的市场转化为以投资为主导的市场，不少地方房地产泡沫被吹大。比如，中国沿海一线城市房地产泡沫不仅可用理论指标(如房价收入比、房价租金比、个人按揭贷款月还款比重、国际其他城市实际房价比较)证明，也可用每一个城市居民基本常识来证明。比如北京、上海、深圳、广州、海南等地房价上涨一倍以上。而当房地产泡沫吹得巨大时，居民住房消费也就自然被严重挤出。因为，在住房既可消费又可投资的情况下，政府的职能部门及地方政府在落实中央对住房消费的政策时，可各取所需，根据其不同的需要出台不同的政策，从而使得住房市场越来越混乱，投资性的购买越来越成为主导。

国家统计数据把住房当作投资品，不仅可以让投资者进行住房市场炒作及把房价推高有了合法依据，而且房价上涨甚至于飙升也不会影响CPI。因为，如果影响CPI，房价快速上涨，也会造成CPI快速飙升，从而促使央行通过利率上调的方式来控制物价，增加融资成本，住房投资者减少。但住房是投资品，房价上涨不对CPI构成影响，央行可以保持低利率，投资者可以利用政府优惠条件任意炒作住房。在这种情况下，要把住房作为消费几乎不可能。也就是说，在高房价下，必然会导致居民住房消费被全面挤出，这不仅使得政府的民生经济成为一句空话，也严重阻碍了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威胁着中国经济及金融体系的安全。

再者，在目前的制度安排下，房地产市场同样也是一种对绝大多数居民十分不利的财富转移与分配机制。因为，当前中国的房地产市场仅是终端商品的市场化，而房地产生产所需要的要素方式市场化程度低，再加上房地产的产品不动产性及居民必需性，就导致无论是地方政府还是房地产企业，都能容易控制与操纵市场，并对其商品实行垄断性定价，通过房价来转移全民的财富。如果不对高房价进行遏制，将损害中国绝大多数人的利益而引起严重的社会问题。可见，无论是从经济民生，还是从政府的经济发展战略、经济与金融体系的安全性来说，遏制高房价都应该成为“两会”最为关注的热点问题。

总之，保证经济增长，提高经济增长质量和效益，改善民生、保持社会和谐稳定，是2010年的政府工作重点，而要实现这个目标就得转变中国经济增长方式，就得把中国经济增长方式转变到以居民消费为主导的增长方式上来。要实现这一点，有两个重大问题要解决，一就是化解居民收入分配不公的矛盾，提高全体居民收入水平；二是要遏制高房价，以保证居民的住房消费得以持续。这就是我理解的今年“两会”最应关注的两大热点的问题。

(易宪容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金融研究所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