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现代化的应用研究,是把文化现代化作为一种先验事实,把文化现代化理论作为一种理论框架,并运用这种理论去研究或指导文化实践与文化过程。文化现代化的应用研究,可以大致分为三个方面。其一,文化现代化的定量研究,包括文化现代化评价、文化发展评价和文化竞争力评价等。其二,文化现代化的政策研究,包括文化指标、文化建设、文化发展、文化政策分析和文化政策制定等。其三,文化现代化的跨领域应用,包括用文化现代化理论去研究和解释其他领域的现象,或者把文化现代化理论作为其他领域研究的分析背景。
1、外国学者的应用研究
(1)文化现代化的定量研究
1970年,美国普林斯顿大学经济学系的哈毕逊等人(Harbison et al. 1970)完成了112个国家1950年、1955年、1960年和1965年的现代化水平评价。他们采用了40个发展指标,构建了8个发展指数:经济发展指数、文化发展指数、健康指数、教育指数、高水平人力资源指数、高水平人力资源存量指数、人口指数和综合指数。其中,文化发展指数包括6个指标:报纸发行/千人、收音机普及率、电话普及率、人均年看电影次数、汽车普及率和成人识字率。
1990年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发表人类发展报告(UNDP, 1990,2003),提出人类发展指数,包括4个指标(人均GDP、平均预期寿命、成人识字率和综合入学率),评价国家为175个,评价时间为1975年至今。2001年加拿大佛莱塞研究所(Emes, Hahn, 2001)拓展人类发展指数,增加6个指标(婴儿死亡率、儿童死亡率、成人死亡率、电视普及率、收音机普及率和电话普及率),建立人类进步指数,评价国家为128个,评价时间为1975年至1999年。人类发展指数的4类指标,有2个直接与文化相关。人类进步指数的10个指标,有8个指标与文化直接相关。如果人均GDP和预期寿命与文化相关,那么,这些评价可以看成是文化现代化的一种评价。
关于文化竞争力也有不少文献(Vlieert, Kluwer, Lynn,2000;Hult, Ketchen, Nichols,2002)。
(2)文化现代化的政策研究
1993年美国学者贝内特(Bennett, 1999)建立了主要文化指标指数(Index of Leading Cultural Indicators),它包括犯罪、家庭、教育、青年行为、大众文化和宗教、公民参与等领域的指标。通过分析1960年以来的指标数据,反映美国社会的事实和趋势。
1999年美国学者摩利斯和尼尔逊(Morris, Nelson,1999)提出了明尼苏达主要文化指标指数,包括犯罪、青年行为、家庭和孩子等16类指标。他们分析了1960年以来的指标数据,比较了全国、明尼苏达州、明尼安泊里斯市和圣保罗市的文化指标指数。
2008年英国伦敦发展署(LDA,2008)发表了一份研究报告《伦敦:文化审计》。报告比较分析了伦敦、巴黎、纽约、东京和上海等11个世界城市的创意产业和文化基础设施,分析了它们的文化需求、文化产出、文化活动、文化消费和文化能力等。
关于文化发展和文化政策的文献还有很多,如《文化规划》(Evans,2001)、《发展文化》(Harrison, Kagan,2006)和《保持芬兰文化出口能力》(MOE,2005)等。关于文化产业、创意产业、版权产业和文化贸易等有大量的文献,许多文献与文化政策相关。UNESCO关于文化发展和文化政策的报告比较多,如《世界文化报告2008》和《世界文化报告2000》等。
(3)文化现代化的跨领域应用
利用文化现代化概念来分析或阐释所研究的问题的文献比较多,这里简介几项研究。
美国学者诺利丝(Norris,2004)分析了193个国家1996~2001年的国家选举。她采用两种分析模型:理性选择模型和文化现代化模型。文化现代化理论是解释投票行为的一种主要理论。现代化理论阐述了传统农业社会和现代工业社会的特征,以及从传统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的转型。文化现代化是非线性的,1970年以来进入后工业社会,又有许多新特征出现。文化现代化理论假设,首先,社会现代化导致社会结构的可预知的变化,特别是从工业社会向后工业社会的转型,人力资本的提高;其次,社会现代化对政治文化有深远影响,在后工业社会,公民的政治文化发生变化;其三,政治文化在很大程度上是早期社会化过程所决定的,包括社会原则和价值观的获得;其四,选举工程只能有限地导致政治行为的短期变化。利用这种文化现代化模型(图2-4),可以分析选举结构和选举结果,并进行国际比较。
美国学者尤兹(Utz,2005)研究美国人1960-2000年期间的肥胖问题。美国人的肥胖现象是20世纪70年代后期出现的。肥胖人口的增加与文化变迁紧密相关,美国人的现代生活方式导致了美国人的肥胖化的趋势(Beller, 1977;Brown, 1991)。
文化现代化理论可以用来解释或分析现代环境政治(Ignatow,2005)、教育改革(Carli,2006)、妇女教育和性别平等(Agrawal,1986;Nielsen, Rudberg,2000.)、志愿者行为(Hustinx, Lammertyn,2004)、景观设计(Cosgrove,2006)、广告设计(AlMakaty, et al, 1996)、科学政策(Rogic,2003)、就业行为(Heinz,2000)和地区发展(Lewis, Billings,1997)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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