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2月12日上海《时代周报》报道，上海户籍制度松动，浦东区先行允许居住证转办户籍。消息引起广泛的关注。因为上海这个城市的特殊影响力，它的一举一动都格外引人注目。《时代周报》说：“改革开放30年来，各地对人才明争暗夺，求贤若渴。此番上海的户籍新政，能否撬动中国大城市户籍改革的坚冰，并引发全国范围的连锁效应，已成为这场改革的最大看点。”

上海此番户籍制度松动，主要是因为痛感现行户籍制度已经成为吸纳人才的瓶径。也就是说，上海户籍政策松动的出发点，是经济发展对人才的需求。上海有上百万持居住证者，有多少人符合上海所需的“人才”的条件？上海高层曾经提到有关户籍新政的一些细节：“比如说转为上海户籍，他需要在上海居住若干年，再譬如他在上海参加社会保险，并且依法纳税，具有一定的专业技能和职称，当然还有其他条件，比如说没有不良诚信的记录和违法行为的记录……”，由于没有具体量化，还看不出这个门槛的高低来，但从报道全文看，户藉松动还是着眼于高端人才。

因此，有人从社会公平角度提出质疑：凡是为城市做出贡献的人都应当取得市民待遇的回报。如果户籍政策仅仅惠及少数高端人才，有失公平。

但是，上海社科院社会发展研究院院长卢汉龙认为：“中国各地、城市之间发展程度的差异，导致公共服务的供给水平差异显著，而人口的流动却是从公共服务水平低的地区向高的地区流动，一旦发达城市全面放开户口，其城市的承载能力将面临严峻考验。”

于是问题就变成：大城市的户籍门槛应该有多高？

卢汉龙的观点，粗看有道理，但联系现实看，至少是多虑了。人口从公共服务水平低的地区向高的地区流动，受制于很多因素。缺乏在大城市就业、消费能力的人，就不会到上海来，来了也会离开；更何况还有各种个人的、家庭原因的限制，用不着担心全国人民都涌到上海来。

另一方面，“凡是为城市做出贡献的人都应当取得市民待遇的回报”，就城市目前的公共服务能力来看，也不具备这样的容量。

《时代周报》的报道中有一个陈东升的例子。陈东升在上海打拼了十年，“我每年为上海仅个人所得税就交了好几万，而且我所在行业是上海目前最需要大力发展的先进制造业和高端服务业”，但是因为“毕业院校非211”，居住证就不能升级为正式户籍。报道还说，陈东升所在的上海公司，总共200多人，有80%以上都是新上海人，其中不少人面临同样的落户问题。

城市公共服务在一定时间内，一定程度上滞后于经济发展，是可以理解的，没有钱怎么建医院、学校、马路、公园？但是像陈东升这样，为城市GDP做了10年的贡献，上海的公共设施中肯定有他纳的税，还不能享受本地居民待遇，就说不过去了。我国特别是东部沿海地区经济腾飞已经多年，再强调公共服务的滞后性已经没有理由。

每一个城市要吸引外资时，都是很重视投资环境的，什么税收优惠，什么“三通一平”，从来不会有“滞后”。原因无他，人口太多，你不来别人会来；钱不好找，所以对投资者就要小心伺候。这种思维，也是城市公共服务能力不能与经济发展相适应，不能更多、更快地惠及更多人的原因，也是户籍改革坚冰难以消融的原因。户籍“门槛”的高度不是实质问题，城市管理是不是“以人为本”才是实质。上海户籍制度有所松动，是一件好事，希望能够带来城市管理理念上的“松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