住进廉租房 喜忧“相伴”
重庆市把廉租房建成了一个帮助低收入家庭的服务平台，不但让他们有了新家，就业、医疗也都有了基本的保障，不过，采访中记者也发现，廉租房制度目前毕竟还处于一个起步阶段，资金短缺、房源紧张、配套落后，不少低收入困难家庭住进廉租房的同时，一些新的难题又开始困扰着他们。
在华龙廉租房小区，廉租住户李国华向记者坦言入住后面临的住房窘境。
记者：“现在的面积能保障你的需要吗？”
李国华：“我自己基本上够，要加上女儿和外孙就不够住。”
记者：“你现在还需要多大面积？”
李国华：“我需要再多一套房。”
随李老汉走进他家的廉租房，简陋的陈设将两室一厅占得满满当当，出生不久的小孩把沙发当成了婴儿床，记者了解到，李家七口人享受廉租住房保障，分房中，虽然他得到了最大的一套住房，但女儿及外孙女的住房问题却始终没有解决。
儿媳：“给居委会反映，就不分。”
李老汉的女儿是残疾人，吃低保，因为没有住房至今在农村住。
李国华儿子：“住房成了危房。”
是什么原因让应该住上廉租房的对象未能住进来呢？九龙坡区房管局曾副局长告诉记者，现在廉租房房源十分有限，无法满足所有具备这一条件的住户的需求。
由于廉租房房源有限，重庆市给一批符合廉租房条件的住户发放了租金补贴，王安亚是渝中区最早一批享受补贴的廉租住户，这套房子王安亚已经租住了5年，家里两代三口人，一个睡卧室，一个睡阳台，一个打地铺，就是这样的房子，王安亚向记者出示了包括街道廉租办在内三家签署的租房协议，根据协议，政府每个月都会将300元钱存入为廉租户设立的专用银行账户，然而，现在的王安亚却面临着被房东赶走的窘境。
随着租房价格的上涨，300元每月的补贴显得有些捉襟见肘。
记者：“每月房租多少钱？”
“租房子400元1个月。”
记者：“政府补贴多少？”
“政府补贴300元，很困难。”
为了挣钱，王安亚精打细算。300元钱只能用于租房，王安亚的生活只能靠低保维持。
记者：“你的低保加补贴，够不够开支？”
“共930元，不够。”
记者：“现在担心什么？”
“一是担心现在租住的房子会卖掉，二是担心房租涨价，我承受不了。”
租房没有安全感，王安亚很想住进政府建设的廉租房，但由于地处重庆的核心区，这里的地皮少、地价高，很难建起廉租房来。
“我只有住本社区方便些，转社区吃低保又有一定困难，担心再申请低保问题。”
不仅如此，记者在走访中发现，一些住户虽然住进了租金便宜的廉租房，但家庭总的花销却变大了，特别是有小孩上学的家庭，这对已经找到工作的邹尼娜来说，也不例外，女儿左梦读初三，住在九龙坡，念书选在了杨家坪。
记者：“小孩在那里上学，不在这里住吗，户口在原住址？”
左弟堂：“杨家坪80中上学，小孩不愿意搬过来。”
左弟堂告诉记者，华龙小区建在了郊区，附近学校很少，师资力量也比不上女儿原来就读的学校，左梦每天都要倒两班车赶到学校。
记者：“问每天车费多少？”
左梦：“每天4元，一个月120元。”
120元，占到了邹尼娜工资的五分之二。
记者：“你们俩找工作的收入除去开支可以满足吗？”
“差不多，刚好够生活、小孩的学费。”
在重庆，记者做了个简单的调查测验，接受采访的41户廉租住户中，完全满意的有11户，基本满意的有17户，13户都反映了住进廉租房后遇到了这样那样的困难，占调查总数的32%。
专家认为 廉租房是要成立一个低成本的面包好一些
在今年的两会上，廉租房被头一次写进了政府工作报告，政府要求各地加大财税等政策支持，建立健全廉租房制度。但从刚才在重庆市的调查，记者发现这个制度在实际操作中还面临不少难处，租金上涨、周边资源不配套，给困难家庭带来了一些压力。怎么才能让廉租房的实惠不打折呢？
李国华盼望更大的房子，王安亚盼望更多的补贴。解决和他们有着相似需求的住户们的难题需要巨大的资金投入。重庆市财政局副局长刘伟向记者坦言建设廉租房的进程十分艰难。
“03年确定目标，需要3.3个亿，是一个很大的数字，压力非常大。”
在2003年，作为政府“十大民心工程”之一，重庆市启动廉租房建设项目，而当年重庆市的GDP在全国排16位，市级土地财政收入仅28.1个亿，就在这种有限的资金瓶颈下，市政府还是确保了廉租房的资金投入。
刘伟：“拿了1.25个亿。”
据统计，全国市级财政投入廉租房建设的资金才三个多亿，重庆市占到了三分之一。但这样的大投入，对重庆这个大农村、大城市的年轻直辖市来说，财政局刘副局长依然感到肩上的担子很重。
“下一个五年。”
市房管局张定宇局长告诉记者，在重庆廉租房建设第一期目标通过财政资金保证后，下一步扩大保障面时如果仍有资金缺口，他已经找到了一条融资渠道。
“我们按照我们的进度来进行，如果我们需要资金进行调剂，我们跟开发银行有些协商解决。”
“在推进廉租住房的进程中，如何制定制度从租金上保证？”
“准备同开发银行一道，他们非常支持这个工作，把资金筹措好，解决好。”
廉租房建设资金保证后，九龙坡区房管局副局长曾明中告诉记者，廉租房家庭成员增加后，政府随时增加房源，保障新住户的需求。
在李国华家，他的女儿、外孙女符合廉租房条件，享受住房保障面积的房租会按0.8元每平米收取，对超出的面积就要按1.85元的浮动价收取。曾副局长告诉记者这样做可以让不同收入阶层但仍买不起房子的人都能够住上廉租房。
重庆市房管局张定宇局长告诉记者，增加廉租房房源，除了每年新建一批外，他还准备实施另外两个办法。
“在市场上有一些符合廉租住房条件的房子我们购买一批，还有通过一些我们原有的公房来解决。”
而对邹尼娜这样的家庭来说，他们有了住房后，更关心女儿为上学多花的交通费，有经济学家指出，如果廉租房小区的住户，在享受住房廉价的同时，在其他方面产生了额外的消费，时间长了就会形成贫民窟，对此，重庆市房管局张局长并不这么认为，他告诉记者，廉租房的配套建设会逐步完善，重庆根本不会出现这样的情况。
张定宇：“我们跟街道社区一道，在廉租住房区设置了一些图书馆、电话（电脑）教育室，搞些培训班来解决这个群体的就业和子女教育的问题，通过街道，社区来进行人性化、亲情化的管理，把小区建设成和谐社区。”
在重庆市房管局，局长张定宇向记者描绘了“十一五”时期重庆市廉租房建设的蓝图。
“准备解决在主城区居住面积在10平方米以下的低保户的居住问题，其它区县居住面积在6平方米以下的低保户的住房问题。”
重庆希望通过廉租房建设，尽早解决城市低保家庭的住房困难，但从全国情况看，廉租房制度目前推进速度并不乐观。像去年，全国开工建设和收购的廉租住房只有5.3万套，建筑面积293.68万平方米，仅完成了计划量的三分之一。推进廉租房建设遇到了哪些阻力？什么样的廉租房制度才是真正公平合理的？来听听重庆大学任洪教授的观点。
任洪，重庆大学建设管理和房地产学院院长、教授，经济学家，他首先对全国一些地方廉租房推进迟缓进行了分析。
“对中国来讲很多城市建设很大一部分资金，土地出让金收入占很大比例，如果土地出让金少了，地方政府财政就失去支柱，无法运作。”
在任洪看来，一些地方不愿建设廉租房，是因为当地经济发展的链条形成一个怪圈。
“实际上土地价格高，最大收益是政府，土地价格弄大买给房地产开发商，土地价格高了房价高，房价越高土地买的价直越高，一般土地升值是最快的。”
政府转让土地获取高收益，土地高价格带来高房价，开发商与政府构成一个外循环；而房价上升导致更多的人买不起房，政府又要抑制房价；同时还要无偿划地建设廉租房增加开支，形成一个内循环。
任洪认为，两种循环的结果造成一些地方在廉租房建设上缺乏主动性。今年初建设部下达了催建令，要求各地特别是还没有建立廉租房制度的地区对土地资源优化配置，增加投入，明确要求各地严格落实以财政预算为主、住房公积金增值收益相结合的廉租住房资金筹措机制，确保土地出让净收益5%左右用于廉租住房建设。但任洪坚持廉租房建设在总量上须适度控制。
“而是按改革开放10－20以后，中国进入发达国家，进入橄榄型以后，按买不起房的穷人这个量来设计，我认为是恰当的。”
任洪告诉记者，橄榄形是一个中产阶级居多的比较理想的社会体系，具有稳定性，摇摆一下能自动复位。当前中国是发展中国家，整体资产分布属于金字塔型，低收入人群较多，如果按现在需求建设大量的廉租房，在社会进入橄榄形后会造成资源浪费。
任洪认为，给予最大的财政支持，造出最便宜的房子是廉租房顺利推进的关键，但他反对降低住房标准。
“只是空间面积的减少，而不能功能上的减少，而且很关键一条，住进去廉租房，感到世界是平等的。”
在任洪看来，只有社会公认的最急需的人最适合住廉租房，其他人要严格控制。
“要能感受到能够住上廉租房跟中产阶级奋斗一辈子买房一样的难度，这是公平的，绝对不能说，廉租房想进就进。”
除了老弱病残人员外，任洪不赞成有劳动能力的年轻人近乎免费地住进廉租房。
“如果完全是送的，那种不要钱的面包人人都想要，但对很多人，对年青人或其他人来讲廉租房还是具有一定成本，绝对不能一点成本没有，这对社会来讲不公，对资源利用也不公。”
有人说廉租房是个免费的“面包”，任洪不这样认为。
“我认为要成立一个低成本的面包要好一些。”
任洪也坦言，廉租房建设是任何一个国家都存在的发展阶段，没有固定的模式。
“都由穷到富，任何国家只能一个阶段一阶段一步步走，我认为是一个很长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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