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 老父发家史哈佛学不到

与此同时，亚洲兄弟姐妹合股一代面临着全球竞争的严酷考验。香港李嘉诚的第二个儿子李泽楷旗下的新经济工具“盈科公司”，以285亿美元收购香港的英国电讯时，被媒体欢呼为小超人。在此后的3年里，随着网络经济泡沫破灭，电信盈科的市值缩水96%，媒体又讽刺他是亚洲最大的败家子。马来西亚89岁的亿万富翁“云顶集团”创始人林梧桐的合法继承人林国泰，至今仍然在为1993年创立的“丽星邮轮”公司苦苦打拼。该公司是世界上第三大游轮航线，但在去年亚洲繁荣的旅游市场中仍然亏损了1.56亿美元，而竞争对手嘉年华邮轮股票价格自2002年以来已翻了一番。

家族企业现在发现自己跨骑在两种资本主义模式之间。父辈曾经在封闭鼓励的经济中开创了自己的事业———依靠政府支持和垄断地位操纵一切，可以忽视市场走势，在需要的时刻大胆出击，下极端的长期赌注。但也正是这些人，将子女送到世界上一些顶级大学获得MBA学位，学习最好的管理实践、控股最大化方式和纽约证券交易所的法规，这给他们提供了完全不同的视野。

儿辈们的教育因此削弱了家族模式———不择手段地追求短期利益最大化———的管理原则。“如果每个人都根据哈佛商学院的原理，那么没有任何人能真正赢得相对的竞争优势”，沃德说。由于受到全球视野的训练，第二代人从未完全掌握过父辈的政治技巧和通往官场的后门关系。父辈们的游戏规则并不能应对全球性的商业竞争，但在地区经济体中却能获取优势，虽然这样的操作方式将把地区带入到如同拉丁美洲那样相对停滞的状态。“父辈们与政客共存，在官场中学习，你去哈佛学不到这些。”沃德说。

D 家族企业不能长久维系

兄弟姐妹合股一代面临着尖锐的选择：要么细心呵护占据统治地位的国内商业帝国，要么使它成长为全球性企业，后者风险更大。许多大亨财阀把维护家族控制作为首要工作，但有许多不同的战略达到这一目的。王永庆通过交叉控股协议维持家族控制，亲戚们在列出的集团公司里筹措自己的股份。

然而，就公司现代化来说，这是一个落后的举措。韩国交叉控股是这个国家在1990年代负债累累的主要原由，日本密不透风的家族供应网络促成了这个国家竞争力的丧失和汽车制造公司尼桑的衰落，该公司在1999年雷诺公司出手挽救之前几乎走向毁灭。但韩国企业巨头也是亚洲地区积极走向现代化的典型，外国投资者现在拥有三星公司相当大比重的股份。韩国反托拉斯法的出台、政治的民主化、更大的透明度结束了家族裙带资本主义时代，因此，儿子们的地位也不再那么稳固了。朝鲜大学一个著名的商务教授说：“第三代大亨财阀在文化上应该为韩国所接受，但他们必须证明自己的职业技能。如果他们失败了，就不会给予第二次机会。”

这非常类似欧洲和美国的既有模式。在这种模式下，大多数家族最终将先辈们建立的商业帝国管理权让渡出来，转向职业规范的管理方式。这就是前家族巨头如福特和通用在20世纪崛起为世界最大的跨国公司的过程。美国亿万富翁巴菲特曾经把家族继承体系比喻作“选择得过2000年奥林匹克游泳冠军的儿子去夺2020年奥林匹克冠军”，一个成功希望极其渺茫的尝试。我们不必梦想亚洲在这方面会有什么不同的结果。(本期撰稿洪庆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