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随着杭州飙车、网络炫富等一系列事件的发生，在经过了30年经济现代化建设的中国，富裕起来的一部分人能否维持家族基业的延续，成为人们关注的话题。在世界现代化进程中后发的亚洲其他一些国家，富翁们的发家史与中国当今许多富人一样，多少凭借了体制之弊或灰色经营，创造出一个个财富神话。但随着经济发展的深入，任何一个国家的政治经济制度必然会走向规范化，先辈的“优势”必将难以为继。更重要的是，在今天经济全球化的时代，家族企业在生产销售和金融等各方面，都不可避免地卷入波诡云谲的全球资本市场。面对这样的局面，富二代甚至富三代们还能将家族控制维持下去吗？通观资本主义历史，答案是“难”，即便他们接受过最精良的教育也是如此，更遑论那些不学无术、只图奢淫骄纵的富二代们。

A 亚洲富人依靠垄断发家

从某种程度上，可以说东南亚的发展是成功的。该地区40年来国内生产总值和工作机会的增长与出口的扩大并肩偕行。然而，出口的扩大，或直接来自跨国公司的生产，或来自当地小制造业企业的代工合同。而这个地区那些身价过亿的富翁们，则避免介入出口制造，因为那需要参与全球竞争。相反，他们在当地的服务性经济中———如港口装卸、房地产、电信和赌博等行业，通过政府优惠、垄断地位和企业联合从而发财致富。

东南亚金融危机十余年过去了，这个地区的亿万富豪仍然处于支配性地位，因为显见的有违常规的体系从未受到触动。即便被列为世界上最自由的经济体香港亦未能通过反垄断法，而在全世界各个发达国家中，反垄断是社会经济的一个中心支柱。在全球化竞争的丛林里，这些依靠体制取得垄断地位的既得利益者不过是只无牙老虎，不能推进规则的制定，不能产生技术和品牌创新，不能促进生产效率的大幅提高，总之无力参与国际性竞争。所以在这个地区，只有被内部媒体吹捧的地方性亿万富翁。但在运作商业方面，与西方那些商业巨头相比，他们还是个幼稚的孩童。

对工人阶层和中产阶层的亚洲人来说，过去十年不平等状况日益上升。即使是两个最富裕的城市———香港和新加坡，其衡量不平等的基尼指数都与阿根廷的城市旗鼓相当。金融危机后，菲律宾、泰国和印尼相当部分的人生活在世界银行的2美元/天的贫困标准线以下，接近贫困线的人比拉丁美洲还多。时至今天，这个地区骄纵的政治和经济精英们看起来很可能听凭国家滑入拉丁美洲的泥沼，因为他们继续高高在上地过着骄奢淫佚的生活，而忽视普通人坠落到贫困的黑暗中去。

B 财富交接易生豪门恩怨

无论如何，二战后伴随亚洲经济成长而致富的一代已经不再年轻了。即便这群人中最显要的，如香港的身家分别达230亿美元和17亿美元的李嘉诚和李兆基，都已年近八旬。马来西亚首富郭鹤年八十多岁了，而台湾塑料大王王永庆年过九旬，是《福布斯》杂志上年龄最大的亚洲亿万富翁。“战后时代还是青少年的企业家们今天都已到75岁至80岁之间了”，温德尔家族企业国际中心主任兰德尔·卡洛克说，“他们要交接班了。”

尽管亚洲富人的垄断具有传统和文化的双重基础，但亚洲在经济起飞之后恐怕也不能逃避世界其他地区的道路。美国工业家们(如卡内基和洛克菲勒)19世纪建立起来的商业帝国，在20世纪很大程度上都被分解了。21世纪，同样的命运看上去正在等待着亚洲许多战后时代崛起的财阀大亨。

正如一句中国俗语所云：“富不过三代。”这会应验吗？芝加哥凯洛格管理学院家族企业研究专家约翰·沃德说，由于家族统治而产生出来的种种问题，这有“非常大的可能性”。内部风险包括，在族长的诸多继承人中出现的继承争端、裙带关系与兄弟姐妹间的敌对和所有权的分散稀释。外部风险则是，战后时代父辈利用政府袒护获得国内市场垄断的好日子不再了，国内市场将不断开放，全球金融市场日益介入，需要本地企业更好的管理方式和更透明的财政制度。

沃德说：“在所有社会，在家族企业历史中最脆弱的时刻就是兄弟姐妹合股的一代，也就是兄弟和姐妹们共同拥有、有时候甚至共同管理公司的时候。”亚洲已证明确实如此。虽然成功地向兄弟姐妹合股转变业已发生，但具有警世意义的故事是悠长的。譬如在韩国现代公司，兄弟三人相互争斗促使集团于2002年分崩离析。两年后，印度“信赖集团”创始人阿姆巴尼的儿子们因为在管理问题上存在分歧，将这个国家最大的工业公司一分为二。分析人士指出，这些分家拆伙并不是基于商业发展的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