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20世纪90年代，国际战略格局发生重大变化，国家经济建设进入关键时期，我军的改革发展也不断取得新的胜利。这一切，都得益于小平同志对保证国家长治久安、保持军队稳定所给予的特别关注，得益于江泽民主席主持中央军委工作后，适时制定新时期军事战略方针，并以此统揽国防与军队现代化建设全局。

1992年10月19日，党的十四届一中全会选举江泽民同志为中央军委主席，刘华清和我为军委副主席。在当晚召开的新一届军委扩大会议上，我向与会同志真诚表示，将和华清同志很好配合，当好江主席的参谋，尽一切力量做好工作，“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第二天，小平同志在人民大会堂接见十四大代表，当他来到我的面前时，突然停住脚步，紧紧拉着我的手，亲切询问我的年龄和身体情况。我回答说，今年78岁。小平同志神情庄重、出语简约：“你比我小10岁，还可以干一届！”稍做停顿，他又语重心长地嘱咐我：“一定要协助江泽民同志，用3年左右时间把我军各级领导班子调整好、建设好，保证全军各级领导权掌握在忠于党的路线的同志手中。”小平同志深谋远虑、字字千钧，使我深切领悟到自己肩负的使命重大。为了不辱使命，我给自己立定了“干实事，少出面，不越权”的“约法三章”。其后5年间一直以此为诫。

海湾战争爆发后，世界新军事革命的飞速发展对军事领域产生了极其深刻的影响；党的十四大对军队建设提出了新的更高的要求。这就迫切需要新一届中央军委找准工作着力点，取得指导国防和军队建设的战略主动权。战争年代，我曾有幸直接受到朱德、彭德怀、刘伯承、陈毅、粟裕等杰出军事家的军事指挥艺术的熏陶，在新中国的最高统帅部里，又相继领略过伟大统帅毛泽东和邓小平战略家的风范，深知他们无论战争年代还是相对和平时期，都把军事战略方针视为“军队作战和建设的纲”。因此，到军委工作后，我首先关注的就是军事战略方针问题。

11月9日，江主席在一次重要会议上明确提出：要密切注视和把握形势的发展变化，正确决定我们的军事战略方针。鉴此，我报请江主席同意，召集在京的军委、三总部领导和驻京各大单位的主要负责人，座谈军事战略问题。根据小平同志的一贯思想和江主席的指示精神，我即席谈了一些想法。归结起来就是：战略方针要服从国家的政治，依照综合国力来确定；不断适应国家安全与发展的需要；要立足于能够打赢一场高新科技条件下的局部战争。

为了保持我国军事战略方针的鲜明特色和时代特征，我反复学习毛泽东和老帅们当年研究和平时期军事战略方针的立场、观点和方法，要求总参根据军委的意图，抓紧进行研究。1993年1月，总参向军委提交关于军事战略方针的建议。在随即召开的军委扩大会议上，江主席代表中央军委正式明确新时期的军事战略方针，着重强调要把军事斗争准备的基点放在打赢现代技术特别是高技术条件下的局部战争上。

新时期军事战略方针是积极防御战略思想的重大发展，也是军队建设指导思想战略性转变的深化。军委及时向全军发出指示，强调要用新时期军事战略方针统揽各项工作，加速推进国防和军队建设。

人才是建军、作战之本。加强干部队伍建设，选拔接班人，是贯彻新时期军事战略方针的要务。按照小平同志的嘱咐和军委的分工，我把做好军队干部工作作为一项经常性的重要任务，在1993年1月召开的军委扩大会议上着重强调：要严格掌握选人标准；要选公道正派的人做干部工作。

1993年6月，我召集总政领导研究并确定，由总政制订一个干部工作三年规划。10月下旬，军委常务会议讨论“原则同意”。该规划的总体目标是：在三年内，按照干部队伍建设的“四化”方针和德才兼备的标准，选拔一批优秀年轻干部，充实军以上领导班子，实现比较年轻、结构合理、素质较高、编配相符的总体目标。这个规划经讨论修改定稿为《关于加强军以上领导班子建设的三年规划》，获得了小平同志的首肯，报请江主席批准后，于1994年4月正式颁发执行。随后，我又组织修改《现役军官服役条例》和《军官军衔条例》，于1994年5月提请全国人大会议审议通过。降低了副大军区职和副军职军官的最高任职年龄，进一步促进了高层领导班子年轻化。

在培养、选拔年轻干部的同时，我对做好老干部工作也从未懈怠。去部队时，注意向他们介绍军队建设的情况，也听取他们的意见和建议。尽力解决他们的工资、用车、住房、医疗等实际问题。

经过5年的努力，全军干部队伍建设有了明显加强，军以上领导班子基本形成以中青年干部为主体、由不同年龄干部梯次配备的合理结构，班子成员的知识水平和专业化程度显著提高。

确保人民军队永不变质，是一个重大历史性课题。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要想军队不变质，就必须保持老红军的本色。小平同志强调，这个问题“意义非同寻常”。因此，新一届军委组成后下发的第一个文件，就是《关于发扬优良传统加强廉政建设的决定》，表明了军委领导“从我做起”的决心，深得全军官兵的拥护。1994年8月1日，建军67周年之际，我在《求是》杂志发表《继承发扬优良传统，永葆人民军队本色》一文，希望全军指战员坚持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牢记我军的性质和宗旨；发扬艰苦奋斗的创业精神；树立实事求是的作风；把毛泽东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亲手培育的红军优良传统不断发扬光大。

整顿全军的生产经营，是新时期保持老红军本色的新举措。我到军委工作后，发现军队生产经营引发了很多问题，如不及时解决，势必影响军政军民关系，削弱部队战斗力，妨碍国防与经济建设协调发展。对此，我主张坚决贯彻江主席关于“军队要吃皇粮”的思想，从加强优良传统教育入手，增强全军官兵的大局观念。1993年8月，军委常务会议作出了《关于整顿、改革军队生产经营的决定》，规定军以下作战部队一律不得从事经营性生产。为落实军委决定，11月3日至8日，召开了全军生产经营工作会议，我代表中央军委明确提出了“6个必须”：必须放在适当位置；必须坚持为提高部队战斗力服务的方向；必须规模适度、范围适当；必须实行军企分开；必须严格限制经商；必须遵纪守法，防止各种腐败现象。正是由于军委的决心大，抓得实，整顿生产经营的阶段性任务得以圆满完成。

深化全军教育训练改革，是贯彻新时期军事战略方针的必然要求。根据江主席关于“各级领导同志和领导机关必须把主要精力放在教育训练上”的指示精神，我于1993年4月到驻海南、广东、广西地区的陆海空三军部队调查研究，明确提出：军事训练改革要提高训练起点，改变低水平循环状况；瞄准最强的对手，增强训练的针对性；着眼高技术战争特点，加强战法研究；改变组训方式，缩短训练周期。总参随即确定训练改革试点部队，并从5月开始，在全军掀起了军事训练改革热潮。为了保持指导军事训练改革的主动权，我在1994年的上半年和下半年，分两次带领三总部和国防大学的一些领导同志，到济南和广州军区的陆海空军部队以及院校的教育训练现场进行调查研究，发现训练改革普遍存在着思路不够开阔、起点不高、办法不多和信心不足等倾向性问题。在年底召开的军委扩大会议上，我着重强调：要坚定打赢现代技术特别是高技术条件下局部战争的信心；要下大力把战法研究引向深入，注重整体作战、重点打击；要从实战需要出发改进训法。这次会议对于深化教育训练改革产生了重要的指导和推动作用。

改革开放的前20年里，我先后从总部、国防大学到军委工作，为国家的安全和军队的改革发展竭尽绵薄、恪尽职守。后10年，作为一名退休老战士，我一直关注着党和国家的事业，关心着军队的进步与发展。我欣喜地看到，在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人民解放军在新世纪新阶段全面履行“三个提供，一个发挥”的历史使命，不断开创了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建设的新局面。我已是九秩有五，衷心地祝愿这支听党指挥、服务人民、英勇善战的英雄军队，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征程中作出更大的贡献。 (张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