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1年7月19日，邓小平在北京会见布热津斯基。
【编者按】从1972年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到1979年中美正式建交，这两个长期隔绝的大国实现了第一次握手。从中美两国交往大门打开的那一时刻开始，这两个拥有不同的历史、不同的文化、不同的理念的国度就经历着风风雨雨的磨砺。
值此中美建交30周年之际，两位中美建交过程中的亲历者，美国前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布伦特·斯考克罗夫特和兹比格纽·布热津斯基，为《国际先驱导报》追忆了中美间的第一次约会及期间的“文明冲突”。
国际先驱导报记者 蒋国鹏 发自华盛顿
“那年冬天的北京不可思议”
斯考克罗夫特这位历史见证人，有足够的故事带着人们重新经历1972年那个冬天的北京
“我们来到中国，那天应该是1972年的新年前夜，感觉非常不同，就像到了另外一个世界。我们和中国人都不知道该怎样同对方打交道，那时美中两国没有商业，没有接触，什么都没有。”当年的斯考克罗夫特是时任美国总统尼克松的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对于他来说，这个拥有古老文明的东方社会主义国家充满了神秘感。
1972年2月21日至28日，尼克松访华，这被认为是“20世纪国际外交史上最重大的事件之一”。2月28日《中美联合公报》发表，成为中美两国签署的第一个指导双边关系的文件，标志着中美隔绝状态的结束和关系正常化进程的开始。
在此之前，1971年12月，斯考克罗夫特刚刚从五角大楼进入白宫工作还不到一周，便作为尼克松访华先遣工作组成员被派到北京，以落实访问的细节问题。而眼前的北京，是他并不熟悉的。
最让斯考克罗夫特感到不可思议的是，北京大街上的人们穿着几乎一模一样的衣服。“每个人都穿着毛主席式的制服，尽管他们可以为自己的制服选择三种颜色：黑色、灰色和深蓝色，但各个地方的人们看上去都是一样的。访问期间，我们曾去一个体育馆观看体操表演。我们进入体育馆后，发现里面的中国人却都穿着鲜亮的衣服，原来是为了电视拍摄而专门这样穿的——体育馆因此被五颜六色覆盖着。我们访问期间这样的情况我只看到过一次。”
“由于绝大多数房屋是通过在炉子里烧煤取暖，房屋上方大约200英尺高的空间被黑色的煤烟所笼罩，即便在晴天也是这样。路上几乎没有轿车，只有一些公共汽车，到处都是自行车。”
“中国人的做事方式很不一样”
有两件小事令斯考克罗夫特至今记忆犹新，也令他对中国人的组织能力和执行能力赞叹不已
“当时随总统访华的美方代表团超过600人，其中仅记者就有大约400人，这在中国人看来是难以理解的，他们甚至认为接待这些记者是最大的麻烦。开始的时候，他们说无法接待这么多人，但最后还是设法解决了。为了保证我们同美国国内通信畅通，特别是为了满足这些记者的报道需要，我们希望中方在两周内在一栋建筑里搭建一个卫星地面终端。当我1972年2月陪同总统访华的时候，发现这栋砖砌的建筑已经盖好了，完全符合工程师的设计要求，甚至连工程师勾画在图纸中建筑墙上的涂鸦记号也在实物中都得到了准确体现。”
还有一次，“有一天早上，总统按照行程安排应该在上午九点去紫禁城参观。早上七点，我便下楼去确定相关安排。当时路上的雪已经积了四、五英寸厚，但我竟然看到有几千人在拿着扫帚扫雪。等到九点总统一行启程前往紫禁城的时候，人们已经把饭店到紫禁城路上的雪全部清扫干净了，仿佛根本没有下过雪一样。中国在这方面的高效组织能力简直令人难以置信。”
斯考克罗夫特还饶有兴致地回忆起他当时对中餐的印象：“中餐对一个犹他州的美国人来说是相当震撼的。首先，我就不是一个很能喝酒的人，但是在中国，你不能自己一个人喝，你在和一桌子的人喝酒，所以，任何时候任何人要喝酒，其他人也得一起喝。所以，就会频繁地干杯，人们频繁地把酒杯举过头顶，然后将酒一饮而尽，以此显示他们的诚恳。中餐的味道好极了。但是一些菜也十分特别，即使你绞尽脑汁可能也不会知道面前的这道菜到底是什么做的。”
“中美非常小心地伸出手来”
用“亲善”这个词来形容1972年中美关系的改善无疑“过于强烈”
谈到尼克松“破冰之旅”在中美两国关系发展历程中所起的作用，斯考克罗夫特认为，用“亲善”这个词来形容1972年中美关系的改善无疑“过于强烈”，实际上这是中美双方“向对方伸出手”，是“非常小心、非常谨慎和非常仔细的”。
斯考克罗夫特认为，中美两国在1972年的握手与当时国际形势的发展有很大关系。“尼克松带着强烈‘反共’的公众形象接任总统职务，而毛泽东主席又以他反对资本主义的口号而著称，这就是当时的环境。我认为，双方的靠拢不仅非同寻常，而且受到各自的需要所驱使，受到各自国家利益的驱使，而不是受到意识形态的驱使。”
1974年8月，尼克松因水门事件辞去总统职务，福特继任美国总统。福特曾表示，将在任期内同中国实现关系正常化。1975年12月1日至5日，福特对中国进行访问，他告诉中国领导人，鉴于美国国内形势，中美关系正常化要推迟至1976年美国大选以后。结果福特在大选中败给民主党人卡特。
卡特执政后，分别于1977年8月和1978年5月派国务卿万斯和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布热津斯基访华，就中美关系正常化进行磋商。
与邓小平有了“春天的约定”
“邓小平邀请我吃饭。用餐期间，他告诉我，他‘只有三年了’”
1978年的5月，晚春时节，布热津斯基乘坐美国副总统的专机抵达北京。他的助手米歇尔·奥森博格对他说：“赶紧看看谁来接我们，如果是外交部长，就说明中国人把这次访问升级为更为重要的级别了。”布热津斯基透过舷窗向外看，见是中国外交部长前来接机时不禁暗自高兴，他想到，这次应该不会像万斯那样空手而归了。
布热津斯基回忆说：“同国务院副总理邓小平的会谈是我此行最重要的内容，而美方如何对待台湾，美方在与台湾关系问题上准备做出多大改变是会谈的核心问题，也是最困难的问题，因为我们并未准备同中方达成一个将会明显破坏地区稳定局面的协议，我们仍会坚持自己的义务和承诺。双方在这个问题上纠缠了一些时间，我反复强调，这个问题是中国革命、甚至从一定程度上说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部分历史遗留问题，我们希望它以一种满足历史要求的模式得以解决，同时我们希望同中方达成一种互惠、且不受各种历史遗留问题影响、并获得战略优势的关系。”
“令人感到惊讶的是，邓小平邀请我吃饭。用餐期间，我们进一步讨论了实现关系正常化的问题。他告诉我，他‘只有三年了’。我也不清楚这是指他的健康问题还是指他的任期，但我猜测他是想告诉我，如果美方有意，他希望能够在三年内快速推动实现中美关系的正常化。我告诉他，‘你用不了三年就会到美国，我将在我家招待你和我的家人一起吃非常正宗的美国餐’。他说‘我肯定去’。果然，七个月后，1979年1月，邓小平来到华盛顿的第一个晚上，他和他的夫人来到我家与我和我的家人共进晚餐。”
两位历史见证人一致认为，美中关系正常化的实现是两国战略和核心国家利益需要使然，无疑对两国都有好处。对于奥巴马政府的对华政策，他们认为，自尼克松以来的每位总统，不管来自民主党还是共和党，即使在其执政之初就对华政策还抱有异议，但最终还是会回到正轨上来，因为“加强并深化同中国的关系符合美国的国家利益”。
“我们是两个如此不同的国家，有不同的历史、不同的文化、不同的理念。两个这么不同的国家能相处这么久、而且两国关系能这么昌盛，我认为这要归功于双方不同寻常的努力。”斯考克罗夫特说。 （来源：国际先驱导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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